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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中共汝南县历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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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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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聂晓光? 县委副书记

副 主 任? 毛富国?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 毕俊德?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刘翠萍?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委??? 员? 陈朝阳?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 张洪斌?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 陈秉辉? 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王海建? 县志办主任

主??? 编? 毛富国?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执行主编? 陈秉辉? 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编??? 辑? 马红军? 徐怀林? 方卫华? 杨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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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际,由中共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共汝南历史》(第一卷)出版发行了,这是汝南地方党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汝南党建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我们运用党史资政育人,宣传党史,以史为鉴,鼓舞士气,促进汝南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汝南是一片红色的革命热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党史资源。早在大革命时期,汝南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求救国救民之路。1923年7月,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上学的李渭滨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汝南县第一位共产党员。1924年,李渭滨同志回到汝南,联合邓国本、温其旭等人创办“邮传图书合作社”,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党组织在汝南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1926年10月,中共汝南小组成立,共有8名党员。1927年4月,中共汝南支部委员会成立,辖三个党小组,党员38人。1927年9月,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汝南县委员会,共有6个区委、22个支部,党员达到183人。在土地革命中,中共汝南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创建红色游击根据地,发动水屯起义、汝确边区农民暴动、高平寺、白塔寺暴动等数十次农民武装斗争,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汝确边区苏维埃政府。这些斗争的胜利,对河南其它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起到了强有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汝南党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成立汝南青年抗日救国团,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带领汝南人民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不仅使汝南的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而且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放战争中,中共汝南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武装力量建设,全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在汝南的军事行动,迅速扫清国民党残敌。1949年2月4日,汝南县全境彻底解放。此后,汝南党组织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整党运动和剿匪反霸斗争,为迎接全国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中,英勇的汝南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甘屈辱、不畏强暴、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传承这种不渝的革命精神。《中共汝南历史》(第一卷)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修史原则,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1921年到1949年期间,中共汝南党组织创立、发展、壮大和领导全县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真实生动的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汝南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曲折过程,总结了党带领汝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颂扬了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事迹、光辉思想和优良传统,是一部具有较高思想理论水平、突出反映汝南地方特色的党史专着,更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县情县史教育的好教材。

“以史为镜,可以鉴今”。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旨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当前,汝南人民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文明的新汝南。在此,希望全县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要认真学习中共党史尤其是汝南党史,从汝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从我们的工作实绩和思想实际出发,着眼于历史经验的应用,把学习这部党史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与当前改革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智慧和力量。牢记党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将在党史中汲取的营养、得到的启迪,充分运用到实现汝南快速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以更加超凡的胆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务实的作风,开创汝南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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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方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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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

(1921年7月——1927年7月)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汝南的社会状况

第一节? 汝南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一、汝南的自然和历史概况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三、汝南人民的反抗斗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汝南的传播

一、五四爱国运动在汝南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在汝南的传播

第二章? 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及早期活动

第一节 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一、汝南人民声援五卅运动

二、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二节? 党组织对枪会组织的改造及汝南农民协会的建立

一、汝南枪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二、党组织对枪会的改造及农民协会的成立

三、领导农民运动

第三节? 汝南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和汝南党的名义机关遭受军阀袭击

一、汝南人民支援北伐战争

二、唐营寨惨案

三、大革命的失败和汝南党的名义机关遭受军阀袭击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三章? 中共汝南县委的建立和开展对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

第一节? 中共汝南县委的建立

一、大革命失败后汝南的斗争形势

二、中共汝南县委的建立

第二节? 党领导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暴动

一、汝(南)正(阳)确(山)信(阳)边区红色游击根据地的创立

二、王楼之战

三、中共河南省委加强对汝南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第四章? 汝南农民武装暴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水屯抗款斗争与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

一、水屯抗款斗争

二、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

三、汝确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四、国民党反动军阀对汝确边区革命力量的血腥围剿

第二节? 高平寺、白塔寺武装暴动与水屯起义

一、高平寺、白塔寺农民暴动

二、水屯起义

三、中共汝南县委遭受严重破坏

第五章? 汝南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不同形式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和汝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

二、汝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三、轰轰烈烈的分粮斗争

第二节? 汝南党组织领导人民支援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一、积极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三、汝南县委再次遭到破坏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六章? 党领导汝南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汝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一、抗战爆发后汝南的基本形势

二、汝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三、党组织带领汝南各界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节?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汝南抗日武装的建立

一、全面开展对国民党汝南专员张振江的统战工作

二、汝南抗日武装的建立

三、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

第七章? 中共汝南地委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第一节? 中共汝南地委建立前后汝南党的活动

一、竹沟抗日根据地与汝南抗日救亡运动

二、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汝南形势

三、确山惨案的发生和汝南地委的建立

第二节? 汝南党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的艰苦斗争

一、国民党顽固派对汝南党组织的破坏和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打击

二、汝南地委整顿和巩固全区党组织

三、顺利完成干部撤退任务

四、汝南人民在极度险恶环境中为抗战而斗争

第三节? 日军在汝南的暴行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一、日军在汝南的暴行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三、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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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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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抗日战争胜利后汝南的斗争形势和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抗日战争胜利后汝南的斗争形势和党组织的发展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汝南的斗争形势

二、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建立和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

三、中共汝正确信工委的成立及其活动

第二节??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和汝南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一、刘邓大军挺进豫南和中原解放区的形成
二、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和汝南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三、中共汝正确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的建立及其斗争
第九章??汝南人民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第一节? 汝南及周边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

一、汝南战役与汝南县城首次解放
二、汝南初次解放后的形势
三、中共汝正县委、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第二节??巩固解放区的胜利成果
一、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二、开展整党运动
三、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和汝南县城的彻底解放
四、汝南人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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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与大革命时期

(1921年7月——192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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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

汝南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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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汝南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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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南的自然和历史概况

汝南县现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驻马店市中部,东连平舆,南与正阳相邻,西依遂平、驿城区、确山,北与上蔡接壤。传说禹把中国分为九州,豫州为九州之中,汝南又在豫州之中。古代星官用土圭测影,掌握时间,观察天象,并在汝南城北聚土垒石,建立土圭,以标天中,“自古考日影测分数莫正于此”,所以,汝南故有“天中”之称。汝南置县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名汝阳县。县城汝宁镇历代为汝南郡、豫州、蔡州、溱州、淮康军、镇南军、汝宁府治所,是河南历史文化名城。1913年(民国2年)改汝阳县为汝南县。19328月,国民党政府在此设立河南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汝南、上蔡、西平、遂平、新蔡、正阳、确山等7县。1949年2月,汝南县全境解放,县治所不变,并为中共汝南地委、临时专员公署所在地。同年3月,汝南地委与桐柏第一、第二专署等部分辖区合并,改称确山专署,并迁驻驻马店市。8月,确山专署迁到信阳,改称信阳专员公署,汝南县属之。1951年4月26日,上级决定将汝南县东部8个区划出,新建平舆县。1965年7月,驻马店专员公署成立,汝南县划归驻马店专员公署管辖。2000年8月,撤消驻马店地区,设立地级驻马店市,汝南县为驻马店市管辖。截至2008年,全县共辖10个乡及7个镇,总面积1475平方公里,总人口78万。

汝南县境位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气候兼有南北之长,属大陆性季风型亚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暖秋凉,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境内河流纵横,均属淮河水系。优越的地理环境,使汝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是河南省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主要农产品是小麦,其次是玉米、大豆、芝麻、棉花、红薯等。县内土特产品更是种类繁多,享有盛誉的小磨香油、马蹄馓子、蜂蜜、汝半夏、鸡汁豆腐干、五香大头菜等深受人们青睐。

汝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人类在此定居。境内发现文化遗址26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3处,龙山文化遗址17处,其他文化遗址6处。现存的春秋以来的14处古城遗址,表明了汝南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早在东晋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汝南郡始治悬瓠城([此括号内容为注释,排版时用六号字放页脚处。下同]1、今汝南县城,因滨临汝水,城若悬瓠系于藤蔓而得名),就奠定了汝南在豫南的中心位置。汝南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平原人工水库——“宿鸭湖”,碧波万顷,风景如画;有亚洲最大的寺院——“南海禅寺”,宝刹雄伟,琳宫璀璨;有天下最小的山——“天中山”,山不在高,却是天下之最中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地理中心和校核时间的地方;还有世界着名的爱情传奇梁祝故事的发祥地——“梁祝故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缠绵凄婉,源远流长;更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碑刻,雍容伟壮,气势磅礴。悠久厚重的历史孕育出众多文韬武略的经国之才,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汝南走出的重臣名将众多,如西周名将周浚;为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被新罗王封为“英毅公”,现朝、韩两国南氏的始祖金忠;明代,更因汝南人在朝为官者甚多,且身居要职,而名振朝野,一时有“汝半朝”的美谈。

由于汝南位于中原腹地,地处我国南北方、东西部的结合地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的诸侯称霸,楚汉争雄,到历朝历代的频繁战事,汝南多为中原逐鹿的战场。民国年间,汝南更是军阀混战,兵祸匪害的场所。抗日战争时期,汝南又遭到日军占领长达15个月之久。近代以来,汝南人民长期处在被封建政府、地主土豪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剥削与压迫之下,陷入饥荒、战乱、病疫、贫困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汝南更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侵吞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统治下,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政局剧烈动荡,官僚政争迭起,军阀混战不已。汝南和全国一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广大民众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生活痛苦不堪。

(一)辛亥革命后汝南的政治社会状况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宣告退位。中国从此摆脱了清封建王朝统治而进入中华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袁世凯为求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不仅全盘继承了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不断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支付巨额赔款和维持其统治需要,在经济上对广大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确立后,袁世凯于民国初年派其亲信张镇芳、赵倜(1、赵倜(1871-1933),今平舆县人,早年加入清军,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督军兼河南省长等职。)先后统治河南,以稳定自己在中原的统治。张、赵主豫期间,勾结盘踞各地的军阀势力,极力支持北洋政府的反动政策,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持和扩大在华的利益,它们各自寻找新的工具,扶植军阀派系,整个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各派军阀为争抢地盘,扩大武装,拼命搜刮财富,并不断展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由于河南地处中原要地,是各路军阀争夺的主要场所,各地盗匪乘机而动,骚扰乡里。与此同时,各级官吏和豪强地主还乘机掠夺、霸占百姓田产,致使农村土地集中更加严重,贫富悬殊日益加剧。

由于政局动荡,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并且出现了拉大户、抢财物、贴条子、拉肉票的土匪集团。一些地主豪绅为了统治人民,保护自己,纷纷请拳师,养打手,购枪支,创办“硬肚会”、“金钟罩”、“红枪会”、“白枪会”等组织和土匪对抗。于是,各地土匪就把抢劫的对象转向比较富裕的普通农户家庭。

各地大小杆匪均以抢掠财物为主要目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十室九空。每闻杆匪到来,乡民往往举家外逃,家中财物任由土匪抢掠或毁坏。如遇匪兵追赶急迫,往往有老弱、妇女为免遭盗匪污辱而自尽者;在逃跑过程中如孩子惊哭,有将孩子投入水中或捂嘴窒息而死者。如被土匪捉去,不仅被勒索巨额财物,而且还要遭受种种虐待,稍有不慎,即被杀害。而军阀当局只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对杆匪不能进行有效地防范和遏制,甚至与土匪勾结,或听任土匪公开抢劫,坐地分赃,或冒充土匪进行抢劫,借机扰民。

1920年,河南大旱100多天,赤地千里,大批灾民抛家离舍,逃荒在外。粮价飞涨,米珠薪桂,草根挖光,树皮剥尽。不少农民为求生存,易子而食。

1922年,直奉军阀进行大规模混战,统治河南的军阀赵倜被冯玉祥打垮,逃出河南。1923年,陕西军阀田维勤投靠吴佩孚,率部进驻汝南城。田部在汝南大量印制“军用券”,强迫百姓使用,进行横征暴敛;他们还招兵买马,胡作非为,任意残害百姓,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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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亥革命前后汝南的封建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基础。辛亥革命前后,汝南的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占全县总人口的9.6%,他们却占有全县土地总面积的76%,广大农民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4%,广大佃农、雇农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终年劳累,却缺吃少穿。一遇灾年,农民便流离失所,逃荒要饭。汝南城东(今平舆)大地主闫子正,一家就霸占闫寨附近孟庄、石庄、黄庄等6个村庄的1200多亩土地。他先后娶了几个小老婆,在孟庄盖有接官厅、后花园,终日吃喝玩乐,绞尽脑汁剥削劳动人民。汝南城北门里郭晓南拥有土地1万多亩,在城内开设有布庄、绸缎庄、钱庄,成为富甲一县的大户。郭晓南曾夸口说:“淹了我有高地,旱了我有水田,不淹不旱有庄园,要想穷了郭晓南,除非天塌龙叫唤。”河南督军赵倜的二弟赵隽仅在汝南城东、城西两处就霸占了3万多亩土地。汝南官庄的邓仲威、罗茂斋、张慎如等反动恶霸组织起“四霸天”、“八大金钢”、“十八兄弟”、“五虎二龙一对狼”,残酷压榨劳动人民。汝南老君庙的温警吾在老君庙集上有店铺门房150多间,占有土地450多亩。他还依仗其胞兄温其亮(温汉卿)任国民党河南省军管区少将副司令的势力,豢养打手,杀人抢劫,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当时,汝南社会上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工农想来真悲惨,盖房没屋住,织布没衣穿。种出五谷粮,吃的猪狗饭。地主与豪绅,军阀与贪官,不会盖房屋,偏在楼上安,既不耕又不织,偏食海味又穿绸罗缎。这是咱们出的力,这是咱们流的血和汗,养活了地主与豪绅,他还任意奴役咱,这种社会制度决心铲除完。”

地主恶霸利用所掌握的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其主要形式有地租、高利贷、劳役、长短工等。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是地租。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一般占农业产量的60%至70%,有的达到80%以上。不论年景好坏,收成如何,佃户都必须按数完租。否则,地主就强行索租或退佃。农民交租时,还遭到地主百般刁难,大斗进、大秤压、过风车、过筛子是地主的惯用伎俩。另外,还有一种“活租”,即地主根据庄稼长势,可以任意加租。这种丰年租加重,歉年不减租的活租制,往往使得农民辛苦一年的全部收获还不够交地租,逼得贫苦农民倾家荡产,卖儿卖女,逃荒要饭。

高利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又一主要形式。残酷的经济剥削,使贫雇农常常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地主官绅便乘机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高利贷分货币高利贷和实物高利贷两种形式。贷币高利贷一般利率为15%至30%不等,到期不还者,利上加利,群众称之为“驴打滚”。实物高利贷多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发生。借钱还麦者,春借一斗麦的钱,麦收时还两斗麦。春借一斗杂粮,麦收时还一斗麦;如果在春季借,冬季还,多是借一还三。官庄地主邓仲威、殷店地主赵冠五便是利用大放高利贷、灾荒年高价出售粮食等手段坑害农民,养肥自已。

在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下,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农具、生产资金,进而沦为雇农,只有靠出卖自已的劳动力给地主当雇工来养家糊口。雇工分长工、短工、天工。长工工期最短为一年,首先议定干活项目和工钱。长工一般要承担20亩地的耕种收打任务,还要分担挑水、扫地、喂牲畜等杂活。一个长工年工钱折粮200——250斤不等,小麦、大麦(或杂粮)各半。短工也叫季节工,一般在麦收时节,从开始收麦到秋作物下种,工期一般在20天左右,工钱为一布袋(约120斤)粮食。天工大多在秋季突击锄草时节,干一天活约得一升(约5斤)小麦。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还有劳役。地主给佃户规定:佃户除正常劳动外,还要给地主修房、架屋、种菜、养猪等;遇到地主家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佃户要给地主赶车、抬轿、挑担送行。

农民除受到地主的残酷剥削外,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战乱不断,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和战争赔款,清政府不断加重赋税。辛亥革命后,河南又成为封建军阀争夺的主要地区,河南驻军众多,军费开支猛增,军阀部队便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捐税达四十余种。

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的压榨勒索,使汝南广大民众终日辛苦,不得温饱。许多贫苦农民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不论烈日酷暑,还是数九寒天,无衣遮体,无衣御寒。“面朝黄土背朝天,出尽牛马力,流尽血和汗,打下粮食交地主,吃糠咽菜受饥寒”是广大贫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汝南人民的反抗斗争

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官府的压榨和勒索,兵匪的烧杀与掠夺,激起汝南人民的极大愤慨,并不断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

咸丰三年(1853年),汝南人刘文良领导捻军起义,南下攻打正阳、桐柏县城,杀死桐柏县令,平了民愤,鼓舞了义军。

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易天富、林其贤、朱明义等人在汝南马乡举行起义,然后东南而下,攻下息县乌龙集,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兵,进入息县城,打开监狱,放出被囚禁的劳动人民;5月,占领光山县城,烧毁县署衙门,捣毁清政府在光山的行政机构。

咸丰十年(1860年)8月,河南捻军首领陈大喜率领捻军由平舆辛店经汝南马乡,攻克官庄,并在城南35里的野猪岗与前来阻截的清军展开激战,杀死清兵无数,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陈大喜率领捻军攻打汝宁府城未果;4月,攻下汝宁府城北25里的王霍寨。

1911年,武昌起义后,汝南进步人士和其它地方的革命党人为响应革命党北伐,积极推动河南独立,进而组织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1916年1月,汝南人张星槎揭竿而起,打起反袁大旗,率领当地民众反对袁世凯称帝。

1920年,汝南农民不堪忍受军阀的压榨和摧残,纷纷在边远集镇组织起“金钟罩”、“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组织,抗捐抗粮,抵制军阀、土匪的骚扰和欺诈。

但是,农民群众的这些斗争,因受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长远的行动方针,再加上思想境界不高,斗争方式简单,一般仍以封建迷信组织和会党组织为主要斗争方式,只是旧式的落后的农民斗争,缺乏正确的领导,所以虽经无数次的奋起抗争,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终未能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都不能作为领导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必然地落到了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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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汝南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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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爱国运动在汝南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随着全国上下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汝南人民的思想、生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如人民群众借助空前高涨的民主潮流开始自发地成立议事会、农会等民选组织,经过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议事机构中取得主导地位后,通过各种形式要求汝南执政当局改革弊政、刷新政治。人们的生活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改良迹象,如改用公历纪年,下令男子剃发、妇女放足,倡办新学等。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中国,并坚持不懈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俄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联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领导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民族危机的深重和社会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启蒙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探索,这一切表明,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但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呼声,在4月30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还我青岛,保我主权”等口号,一致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包围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走32名学生。5日,为抗议反动军警暴行,北京学生举行罢课,并通电全国。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有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性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在汝南也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人士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18日,汝南南湖高等小学堂的500多名师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城内各学校的教职工和手工业者、店员、街道居民以及爱国人士积极响应,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提出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口号,并组织市场商品检查组,查缉焚烧日货。汝南各界的反帝爱国行动,表明汝南广大青年学生以及爱国群众,开始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反动军阀的压迫,勇敢地向黑暗的旧社会、旧制度展开了斗争,它对以后汝南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纷纷成立社团,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

二、马克思主义在汝南的传播

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在中国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论述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在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并为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各种形式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此时,一些在外地求学的汝南籍进步学生及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也利用一切条件回到家乡开展宣传活动。1924年7月,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汝南籍学生李渭滨(1、李渭滨(1902-1933),汝南县汝宁镇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汝南县委委员兼城关区委书记,中共息县县委组织部长,中共鄂豫皖省委特派员兼豫南特委书记。1933年因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新蔡县保安大队杀害。)回到家乡,他联络在开封省立一中、信阳三师等学校上学的学生邓国本、温其旭、温仁斋、王俊、张肇西等人创办“邮传图书合作社”,社址设在城内鼓楼街路西李渭滨家中,李任社长。参加该组织的30余人大多是汝南籍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思想进步的青年及部分知识分子。入社后,他们每人交纳3至5块银元,用以购买书报杂志等进步刊物。在李渭滨的主持下,图书社先后购买了《向导周报》、《京报》、《新青年》、《共产主义浅说》、《中国青年》、《语丝》、《莽原》、《河南少年》等进步书报和杂志数十种。这些书籍由李渭滨的哥哥李渔滨保管,并建立了借阅手续。假期内由读者到书社借阅,开学后就利用邮传方式互相传阅。书社办得非常活跃,它不断地向家乡青年传播新的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邮传图书社的建立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汝南的传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还为中国共产党汝南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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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

建立及早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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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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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南人民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汝南各界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纷纷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外地的汝南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纷纷回汝联系家乡进步势力,在他们共同的领导和倡议下,汝南社会各界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外交后援会等组织。1925年6月12日,汝南初级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六中学、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和县城六所小学的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参与者1000余人,齐集汝南六中运动场,公推彭绥之为主席,向汝南各界人士报告我上海同胞惨遭帝国主义残杀的情况。各学校师生代表和各界代表也先后发表演讲,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大会还通过五条决议:(一)各校组织游行讲演团;(二)通电政府,誓为外交后盾;(三)由各界捐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四)通电各处,取一致行动;(五)实行抵制英、日货物。会后,他们列队游行示威,高呼反帝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城内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感动。次日,由各学校推举的学生代表张鹏举、姚玉衡、李华轩等人,积极带领青年学生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戴着臂章,举着“誓雪国耻”的旗帜,到城乡集镇向群众宣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

二、中共汝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汝南籍在外地上学的一些青年学生从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自觉运用接受的革命思想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救人民于水火,挽救民族危机的出路,并在革命斗争中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渭滨于1923年7月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了凡、邓国本、温其旭、贾子郁于1925年7月也先后在其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为迎接北伐军入豫作战,在开封上学的汝南籍学生、共产党员邓国本、温其旭按照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指示,利用学校提前放假之机,回到汝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同时,毕业于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共产党员李渭滨以及在信阳三师附小任教的共产党员贾子郁也受党组织的指派,回到汝南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他们一边通过邮传图书合作社传播马克思主义,一边积极发展党团员。在此期间,他们先后发展刘茂修、刘醒州、温光宇、王俊等4人入党,并于10月中旬,在汝南城关马号口建立了中共汝南小组,有党员8人,负责人邓国本、温其旭,党小组隶属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这一时期,在革命统一战线领导下,旨在消灭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已经在南方展开。1926年10月中旬,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为配合北伐军在河南的行动,更好地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将原来由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汝南、确山、驻马店、遂平等县镇的7个党小组划出,建立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委员会,张家铎任支部书记。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成立后,要求各县党组织要更加积极地发展组织,更为广泛地开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做好准备。汝南党小组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把青年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作为培养骨干和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籍,并利用假期时间集中学习党的知识和有关政策,大批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先进性,思想觉悟有了显着的提高,纷纷要求加入党组织。在此期间,汝南党小组首先发展了温仁斋等人入党。在做好个别发展的同时,汝南党小组还以河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和河南省立汝南第六中学为重点,对思想进步的学生进行培养和教育,也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汝南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和扩大。1927年1月下旬,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为加强对驻马店、确山等地农民运动的领导,派林壮志到驻马店任特支书记兼管兵运工作,分工负责汝南等县党的工作,原特支书记张家铎改任宣传和农运委员。1927年2月15日,特支书记林壮志到汝南视察工作,将原汝南党小组一分为三:汝南老君庙、韩庄党小组,组长温其旭;汝南三桥、沙口党小组,组长刘茂修;汝南城内党小组,组长贾子郁(1、贾子郁(1901-1931),汝南人,先后担任汝南县委委员,信阳县委委员,信阳中心县委书记,豫南特委委员,1931年担任正阳县委书记后被张国焘肃反时杀害于新县。),三个小组共有党员38人。1927年4月初,根据当时汝南党组织的发展形势,经驻马店特别支部批准,成立中共汝南支部委员会,温其旭任支部书记。不久,汝南支部成员贾子郁在汝南东部(今平舆县)郭楼张路庄发展马从龙、吴子平、张云庆、张拴柱等人入党,建立张路庄党小组,由马从龙负责。之后又在李旗屯(今平舆县李屯)发展李郁英、李成化、巫越等人入党。此时,确山党组织也在汝南水屯孔庄建立了党小组,组长孔繁益(2、孔繁益(1893-1944),今驿城区水屯人,水屯抗款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先后在汝南县委、豫南特委和鄂豫皖苏区工作,1944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

随着汝南党组织的成立,汝南共青团组织也很快发展起来。1927年4 月,中共汝南支部委员会指定傅子英负责建立共青团组织,主要把汝南的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作为发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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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党组织对枪会组织的改造

及汝南农民协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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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南枪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枪会是在北洋军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封建地主沉重的经济剥削下,广大农民在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而建立的一种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自卫组织。20年代初期,军阀混战愈演愈烈,陕军田维勤部占据汝南后,到处招兵买马,征粮派款,欺压百姓,收匪纵匪,无恶不作。贪官污吏更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加之地主劣绅把持土地,肆意盘剥,使占汝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整个农村哀鸿遍野,“无日无兵灾,无夜无匪警,田庐不治、半为废墟”是当时汝南农村的真实写照。如此沉重的负担,势必激起农民的强烈反抗,于是从1924年春季开始,全县各乡村普遍请武师,组织了红枪会、白枪会等各种形式的农民自卫武装。当时,土豪劣绅出于抗击土匪袭扰的目的,对枪会的成立也给予大力的协作。枪会成立后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抗拒陕军的暴行;二是防御杆匪打家劫舍,保卫家乡安宁。加入枪会者多数为农民,还有少数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白天生产劳作,晚上集中起来习枪练武、站岗放哨。枪会反对贪官污吏、军阀压迫和各种苛捐杂税的行为,被广大农民所认同,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一时间人心所向,发展迅速。当时在汝南比较活跃的有城东十八里庙、城南沙口等地的红枪会。其中,十八里庙一带的红枪会在会首唐得利(1、唐得利(1891-1927),汝南人,大革命时期曾任汝南农民协会副主任,1927年被驻汝军阀杀害。)、曾广林的率领下,发展会员近17000人。但是,这些枪会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只是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抵御兵匪侵扰的群众自发组织,而且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如烧香磕头、求神拜佛、宣扬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等。由于他们首领的成份各不相同,政治态度也有所不同。

二、党组织对枪会的改造及农民协会的成立

李大钊曾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枪会的群众大半是贫苦农民,在其经济条件上看,是需要革命的,而且勇于参加革命,惟因其领导权操于土豪劣绅手里,及农民之无知识,所以时被土劣利用,而作出反革命之行动。” 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和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议,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迎接北伐战争的政纲,要求北伐路线必经省份的党组织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在中共中央和豫区执委的领导下,1926年4月,河南农民协会宣告成立。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专门作出《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决议指出:“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并进一步强调,“红枪会是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与别的力量联合,且受别的革命力量之影响,始能减轻其失败成分与反动性质。”(1、1926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2—150页)因此,提高枪会群众的阶级觉悟,逐步把他们从土豪劣绅手中分化出来,号召广大的枪会群众与农民共同组织农民协会,站在农协旗帜之下,一致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共汝南地方组织建立后,负责人贾子郁按照上级的指示,根据汝南县枪会内部极为信奉其首领的特点,为达到争取一人,带动一片的目的,选定在全县较为有影响的城东十八里庙(今属平舆县)红枪会首领唐得利等人作为争取对象。他数次前往当地,与“红枪会”的首领和会员打成一片,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宣传革命道理,响亮地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并详细为他们分析历史上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和先进阶级的领导而遭受失败的种种教训和只有与革命政党一起才能真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由于这些革命立场和革命道理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使他们深受教育,最终同意接受党的领导,他们从自发的活动迅速转向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上来。后来,北伐军进抵汝南时,北伐军政工组和中共驻马店特支书记林壮志一起将被争取过来的汝南红枪会组成联庄会,并编成大队。汝南县的农民协会成立后,基本力量就是各个红枪会的成员,唐得利、曾广林分别为农协会的主任、副主任。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特别重视为各省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并在广州连续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主办并主讲了第6期,这一期河南共有20多人参加了培训。其中,汝南的张文科、罗国华、李如友、李奇云等经过培训回到家乡后,在协助汝南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组织、迎接北伐军进驻汝南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和被争取过来的红枪会首领一样,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培养下,成为农运和革命的骨干力量。

三、领导农民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汝南人民饱受军阀混战之苦。1916年,军阀赵倜改任河南督军。1918年,赵倜任命其弟赵隽为汝南等十县统带,驻扎汝南。赵隽等反动军阀对汝南及周边各县进行大肆搜刮。1923年,陕西军阀田维勤率部进驻汝南城,并对汝南人民横征暴敛。1926年,汝南是直、奉、皖系军阀角逐的场所,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打倒军阀,赶走陕军,过上太平日子。中共汝南地方组织建立后,便积极领导农民运动,不断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4月初,中共汝南支部刚刚建立,贾子郁、李渭滨、邓国本、温其旭便利用农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与当地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当时,全县着名的有十八里庙、沙口的枪会组织。1927年4月4日,他们利用农历三月初三的传统古庙会,在沙口组织声势浩大的“亮兵”示威。数万农民个个手持大刀、长矛、棍棒等,从四面八方赶来,贾子郁等在会上发表革命演讲,提出“抗粮抗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鼓舞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为自由、民主、生存而斗争。同时,他们还动员汝南王楼等地农民协会和枪会组织齐聚确山,帮助攻城。此后,党组织又在黑祖师庙、韩庄、康店、水屯等地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亮兵”示威,各村都写满了“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铲除贪官污吏!不使用不兑现军用流动券!不给土匪送给养!消灭杀人放火的土匪!取消重利盘剥的高利贷!农民们要赶快组织起来夺取武装保家自卫!”等口号,有人还把这些口号贴到了城门上,真正把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推向高潮。当时,在汝南农村广为流传的“遍地红旗哗啦啦,各地农友出了发,春季古会来亮兵,吓得陕军叫爹妈”的歌谣是当时汝南形势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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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汝南人民支援

北伐战争和汝南党的名义机关遭受军阀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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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南人民支援北伐战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席卷全国。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斗争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在于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只有举行北伐,才有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确定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1、《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摘录)》(1926年3月14日)载《一战时期的河南农民运动》第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并决定要在北伐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和发动农民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进军湖南衡阳,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相继占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正当北伐形势好转,进展顺利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将纠察队解散。次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总罢工遭到血腥屠杀,事后蒋介石封闭上海一切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这次事件夺走5000多人性命。之后,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等地也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为应付局势,国共两党于1927年4月16日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方法。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4月21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在总司令唐生智的率领下开始进入河南。

中国共产党在汝南发展组织的初期,正值国共合作之际。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组织法要求,在各省区内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中共汝南支部委员会为便于公开迎接北伐军入豫作战,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维护社会治安,于1927年4月先后成立了国民党汝南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反奉运动委员会、农民自卫军稽查处。国民党汝南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全部由中共党员担任,党部设在城东十八里庙,后迁往老君庙温庄、韩庄。国民党汝南县党部筹委会成立后,中共汝南支部根据国共合作时期的有关规定精神,利用“国民党汝南县党部”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开展党的工作。反奉运动委员会主席由贾子郁担任,执行委员是贾子郁、温其旭、张其周、李景文、张鹤亭、唐仲虞、邓国本;监察委员是林壮志、刘茂修。委员会下设5个股,负责具体工作,唐仲达、林壮志、朱览浦、唐凤池、刘茂修分别担任向导股、谍报股、采买股、经济股、运输股主任。农民自卫军稽查处总务委员由林壮志、贾子郁、温其旭、邓国本、刘茂修担任。稽查处下设4个分处,刘茂学、吴夏初、丁学文、高先反分别担任沙口、申店、臻头河、余召渡口分处主任。

1927年5月上旬,唐生智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集中于汝南、驻马店、确山一带,分左、中、右三路北上迎敌。右路军于5月5日进驻汝南水屯、楚铺、韩庄、老君庙等地,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国民党汝南县党部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联欢会,并且组织水屯、韩庄、康店一带群众给北伐军当向导、送茶饭、送给养、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大力支援北伐战争。

5月7日,国民党汝南县党部召开各区党部和农民自卫组织代表联席会议,并根据北伐军与汝南城内军阀田维勤部发生冲突,十八里庙附近土匪活动猖獗,县党部距北伐军驻地较远而联系不便等情况,决定把县党部迁到老君庙温庄。5月11日,武汉国民政府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军工作组到达汝南城西韩庄,县党部也由温庄迁到韩庄。

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到达汝南后,迅速派便衣人员进入县城,了解敌情。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徐铭鸿(中共党员)亲自组织各营连指导员组织特别宣传队,多次进入县城书写革命口号,散发传单,向工人、手工业者、学校师生、商贩、市民等宣传革命道理。右路军总指挥派人与盘踞在县城的田维勤部联系,委任田维勤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田维勤亦表示接受。当北伐军从城墙下通过时,却遭到田维勤部突然射击,造成北伐军100多名官兵伤亡。北伐军右路军指挥张发奎决定,于5月9日夜攻打汝南城,消灭反复无常的陕军田维勤部。由于城墙坚固,护城河水深面宽,易守难攻,北伐军攻城数日,未能奏效。5月14日,唐生智总指挥下达攻打上蔡奉军命令,围攻汝南的北伐军奉命北上,留下二十六师部分战士继续监视汝南的陕军田维勤部。随后,贺龙率领独立十五师进入汝南,派代表与田维勤谈判。上蔡奉系军阀部队主力被北伐军击溃后,田维勤见大势已去,遂宣布投降,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围城北伐军随即进城。后来,田维勤偷偷逃跑,拟投冯玉祥部,被冯军抓获,冯玉祥根据其表现,将其处死。

北伐军进驻汝南后,汝南农村的枪会组织非常活跃,反对军阀的情绪十分高涨。但由于北洋军阀的长期统治及反动宣传,人民群众对北伐战争认识不够,发生了枪会群众与北伐军冲突事件。北伐军为了防止枪会群众与北伐军发生纠纷,便积极争取各地枪会组织,政治部工作人员在中共汝南党组织配合下,“无日不奔走在红友之间”。他们与“红枪会”、“大刀会”会众赤诚相见,陈说利害,取得信任和支持。汝南枪会群众和广大农民表示,与北伐军绝对合作,共谋肃清城内军阀部队之策。

为扩大农民运动的声势,北伐军政治宣传队工作人员于5月12日至15日,先后在城西桂庄和老君庙温庄召开了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各红枪会的代表都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伐军作战。会后,康店、韩庄、老君庙、桂庄等地的红枪会,都先后以枪会组织为依托,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并成立运输队、慰问队、向导队等组织,给北伐军送给养、供柴草,积极支援北伐军作战。

为巩固北伐成果,北伐军政治部战区农民工作组在韩庄集西公学堂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吸收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加学习。讲习所分甲、乙、丙3个班,共286人参加了训练。训练期间,由战区农民工作组组长郭景尧等人授课,教员除讲授和学习三民主义大纲、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之实际策略、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宣言及决议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革命理论外,还带领学员到附近村庄、集镇张贴标语,组织报告会、讲演会,宣传革命道理。这次训练班虽然只办一个多月就提前结束了,但起到了很大作用。它不仅为汝南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使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或参加北伐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或参加农会组织,成为枪会的主要领导人,进一步壮大了汝南的革命力量。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汝南各地党小组也积极开展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温其旭在老君庙温庄发展6人入党,刘茂修在刘寨发展3人入党,王俊在三桥发展6人入党,胡梅村在秫杆铺发展5人入党;杨埠的张鹏举、姚玉衡在韩庄集西公学堂参加北伐军举办的农民训练班时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中共确山支部委员会领导人张家铎等在水屯发展孔繁益等人入党;汝南城内党小组发展张国和、傅子英等人入党。到1927年7月,全县建立了城关、老君庙、韩庄、三桥、沙口、水屯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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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营寨惨案

唐营寨位于汝南城东北,是个长600米,宽400米,住着100多户的小土寨,四面环水,寨墙坚固,因住户唐姓居多,故名唐营寨。

1927年春,正当中共党组织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支援北伐军入豫消灭军阀之际,龟缩在汝南城内的军阀指派其收编的匪首张老六经常到留盆、十八里庙、唐营寨一带进行袭扰,向群众征粮要钱,强行锯树。当地的红枪会组织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在红枪会首唐得利、唐得亨的带领下将匪首张老六逮住并处死。张被处死后,其老婆投靠了另一匪首戴民权。因此,土匪对红枪会恨之入骨,决心伺机报复。

51,匪首戴民权纠集一股顽匪在前往唐营寨为张老六报仇时,在冀店、留盆店一带遭到唐得利、唐得亨率领的五六千红枪会员截击,红枪会员手持长矛大刀和少数火枪与顽匪经过两天的激战。戴匪见红枪会人多势众,形势渐渐与己不利,便向西逃窜,途中派人与汝南城内陕军联系,蓄谋更大的报复行动。此时,红枪会的人员撤回到唐营寨一带休整。

53,不甘失败的戴匪与汝南城内的陕军勾结,又组织了约三千多人,从西北方向向唐营寨发起进攻。一路上,他们烧杀抢掠,群众叫苦连天,纷纷扶老携幼,拉车挑担,涌向唐营寨躲避,逃进寨内的共有2800余人,后因寨内聚集人员太多,实在难以承受,不得不将寨门落锁,未来得及进寨的群众逃往别处。

顽匪逼近唐营寨时,英勇的红枪会员手持长矛大刀、土枪土炮与匪徒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杀死杀伤匪徒数十人。在顽匪攻寨受挫,处于进退两难之际,驻汝南军阀纪元林派补充团团长李茂森率部增援,并补充弹药给戴匪,使得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红枪会会员虽经顽强阻击,但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在中午时分唐营寨被匪徒攻破。匪徒进寨后,便灭绝人性地开始屠杀无辜群众,寨内2800多名群众惨死在匪徒的刀枪之下,整个唐营寨内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尸体遍地、血水横流,不少人家被杀得灭门绝户,幸存者寥寥无几。

当北伐军得知消息后,从确山调两个营来援救唐营寨时,戴匪已经向东南方向逃窜。后因北伐军另有作战任务,未及时追击戴匪。唐营寨惨案发生后,北伐军代表、中共驻马店特支书记林壮志和汝南党组织代表温其旭等一起前往唐营寨探望受害群众,组织人员掩埋尸体,安抚群众情绪,做好善后工作,并在十八里庙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动军阀和地方土匪的残暴罪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建立自卫武装,同反动军阀和土匪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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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革命的失败和汝南党的名义机关遭受军阀袭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在河南,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上层人物迫不及待地联合冯玉祥反共清党,并于1927年6月10日至11日召开了郑州会议。会议表示要“清党”、“分共”,取缔工农运动,限制工农“越轨”行为,镇压工农革命运动。6月18日,冯玉祥发布统一军权、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党化教育、抚恤灾民、肃清盗匪等6项治豫措施,实际上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清除异己力量;经济上扩大和强制推行军用券,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其军费来源以扩充实力;改组河南各级国民党党部,组织黄色工会,实行强化政治统治的乡村教育。冯玉祥首先开始“清理”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民众团体活动,责令各地限期取缔共产党机关并大肆屠杀进步人士。在农村,地方当局积极扶持和拉拢地主豪绅控制的枪会等武装,压制农民中的革命力量,解散各地农民协会,大肆捕杀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从此,河南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此时,挺进河南省境内的北伐革命军已奉命将撤出河南,大革命时期被驱逐的土豪劣绅卷土重来,盘踞在汝南城内的反动军阀田维勤残部也趁机反扑。他们纷纷窜出县城,到各乡拉丁派款,压榨人民群众,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恨。6月中旬的一天,陕军派出四个匪兵到韩庄一带催粮要款,他们打骂农民,侮辱妇女,声言“不交粮款者,一律拉进城内坐班房”。韩庄一带的农民群众忍无可忍,就一面对陕军催粮人员敷衍应付,一面向驻在集西公学堂的的中共汝南名义机关“汝南县党部”报告。县党部负责人立即通知附近的农协会员和赤卫队员,当场抓获两名匪兵,其余二人逃回汝南城。县党部负责人召集韩庄农民协会会员开会审讯这两名匪兵,并应当地农民强烈要求,将这两名匪兵就地处决。广大农民一致高呼口号:“谁来催粮要款就是送死!决不给反对政府和军阀余孽出一粒粮,出一文钱!坚决抗捐抗税!消灭军阀余孽!铲除贪官污吏!农民们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城内陕军头目得到两名匪兵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由汝南驻军团长刘良臣率领一个骑兵连,夜袭韩庄集西公学堂国民党汝南县党部。县党部人员闻讯后,迅速转移到确山县洪沟庙小学校内,使行凶报复的驻军扑了空。根据上级指示,县党部立即停止工作。第二天,县党部人员又转移到驻马店郭靖安粮行内隐藏,并与驻守在驻马店的北伐军政治部取得联系。北伐军政治部的同志了解到中共汝南支部情况后,给予了热情地帮助和支持。

汪精卫等从郑州回到武汉,进一步加快了“分共”、“清党”、取缔工农运动、限制工农“越轨”行为、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步伐。在国民党势力的疯狂进攻面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作出“分共”决定,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此后,国民党新军阀控制了国民党各级组织,采取重新登记党员等手段,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清除出各级党部,有的被通缉、逮捕,汝南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惨痛的失败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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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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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汝南县委的建立和

开展对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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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汝南县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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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革命失败后汝南的斗争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为了扩大势力,大小军阀加紧对广大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逮捕和迫害进步学生。经济上,敲诈勒索,残酷掠夺,加捐加税,横征暴敛。军事上,为攻城掠地,穷兵黩武,征兵拉夫,混战不休。冯玉祥为了维护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竭力排斥异己;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更是大施权谋,不择手段。“在冯玉祥及其他杂色军队苛捐勒索之下,……农民生活苦到万分,……走投无路。”(1、《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1月24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0页)汝南亦遭到匪灾、旱灾、兵灾的共同侵害,东北乡一带,百数十里,人烟冷落,骸骨遍野,破产的广大农民,或流入为匪,或为求食投军当兵。军匪之间时而相互冲突,时而相互勾结,“汝南完全成为兵匪世界。这一大批由农村破产出来的无吃、无喝、无穿的兵匪,一部分不幸,已死亡塞途,一部分铤而走险,将如决堤,不可阻遏。”(1、《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1月24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0页)对于不堪其虐的农民枪会组织的反抗斗争,冯玉祥以种种名目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汝南冯军与土匪厮杀,出城二里以外,周围百里,村屋为墟,荒草盛茂,渺无人踪。”(2、《冯玉祥在河南的白色恐怖》1928年1月。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77-78页)大革命时期被红枪会打压下去的土匪又猖獗起来,架票之事,时常出现。贫民无处借贷,土地无人购买,社会纷呈不安之象。

人民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说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3、《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47页)国民党新军阀反革命政权的建立,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在革命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汝南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把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扩大农村党的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在城西的老君庙、水屯、韩庄,城南的马乡、三桥,城东的梅庄、刘宋庄分别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少年先锋队。农会会员发展到2000人以上,并不断开展对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反抗斗争。党组织还联系农民的亲身痛苦编出歌谣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如《农民真悲惨》:工农想来真悲惨,盖楼没屋住,织布没衣穿,种出五谷粮,吃的猪狗饭。地主与豪绅,军阀与贪官,不会盖房屋,偏在楼上安,既不耕种又不织,偏食海味又穿绸罗缎,这是咱们出的力,这是咱们流的血和汗,养活了地主与豪绅,他们还任意奴役咱,这种社会制度决心铲除完。这些脍炙人口的歌谣对教育农民群众起到了良好效果,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号召力。

二、中共汝南县委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对中共党员的屠杀与迫害,中共豫区区委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汝南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斗争形势的需要,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活动。

1927年7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建立,周以栗任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克新任工农书记。新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审时度势,转变斗争策略,派巡视员赴各地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同时,派王克新到豫南筹备建立了中共驻马店市委,负责确山、汝南、正阳、上蔡党的工作,李鸣歧任书记。1927年8月底,暂住驻马店市的汝南中共党员秘密回到水屯孔庄。不久,上级党组织派张玉衡(1、张玉衡(1901-1935),信阳县人,信三师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信阳县委农工委员、汝南县委书记。1929年调东北工作,先后任吉林县委书记、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1935年到东北抗日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在同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到水屯西南周庄主持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汝南党的工作,决定改变党组织活动方式,党员全部潜入地下工作,整顿扩大组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纯洁党的组织,清除党内少数动摇分子,确定党的地下活动和秘密工作原则;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把农民运动推向高潮;让王文昭等人到北伐军部队工作,孔繁益任水屯党组织负责人,并与确山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周庄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做好发动农民的工作;温其旭负责老君庙党组织的工作,并与张玉衡等筹备中共汝南县委的组建工作;贾子郁、温仁斋等回到汝南城内继续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邓国本回薛岗整顿组织,并继续领导农民运动;王俊、胡梅村在三桥刘寨一带开展党的宣传发动工作;唐锷回城东开展党的工作。在革命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汝南党组织经过整顿,清除了不坚定分子,纯洁了组织,使多数同志认清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奋斗目标,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不久,在城西水屯的孔庄、韩庄的薛岗、老君庙的温庄,城南的沙口、三桥、秫杆铺,城东的杨埠以及城内的党组织,都相继恢复和建立起来。

1927年9月初,根据基层组织的发展状况,并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汝南县委员会,张玉衡任县委书记,邓国本、周邦采(化名王文彬)、温其旭、张玉海、傅子英、唐锷为县委委员,机关设在汝南城东关大丰粮行。新建立的县委决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为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实行单线联系,不许发生横向联系;为便于掩护党员开展工作,县委在城内设立秘密联络点和接头处;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贯彻阶级路线,严格履行入党手续,保持党的纯洁性。至9月底,全县建立了6个区委、22个支部,党员达到18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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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党领导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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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南)正(阳)确(山)信(阳)边区红色游击根据地的创立

在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9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议做出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总结了以往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发展工农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决议案》指出:在大革命中,党领导河南农民运动的主要错误是只注意联络枪会的领导,忽视了枪会群众的利益,没有领导枪会群众作自身利益的斗争,难以建立群众革命基础;因过于相信枪会的武装势力,倾全力于枪会运动,而放弃了枪会以外的农民工作。“河南枪会群众,是农民反抗军阀的一种主要势力,应该领导枪会群众站在自身利益的观点上,独立发展,从反抗军阀的斗争中,促进农民的阶级意识,使从土豪劣绅手中分化出来,成为农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在新形势下,党组织必须将枪会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一致为反抗军阀、豪绅而斗争。《决议案》就开展农民运动的任务和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要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暴动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这种暴动应以贫农及失业农民等为中心,联合中等农民及枪会群众,实行猛烈的抗捐、抗税、抗粮、抗租;农民暴动的发动,“惟有依据农民经济的政治的要求,坚决地领导农民起来斗争,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成为伟大的势力。”为此,《决议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抗捐、抗税、抗粮、抗租,反对抓丁拉夫,没收大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苦农民和兵士,农民有组织农民协会之自由,乡村一切权力归农协,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势力”等14条口号。会后,省委派任作民去武汉了解、学习两湖暴动的情况和经验,并派人到各地整顿恢复党的各级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全省工农秋收暴动。

1927925,中共河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全省暴动以配合两湖暴动的指示信,即于29日召开会议,制定了《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和《各县暴动工作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任务,并制定了暴动计划和采取的方法。《决议案》制定的计划及采取的措施是:在政治上要做好宣传工作,深刻揭露敌人压迫民众的罪恶;在组织上要加速以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群众,整顿产业工人,建立秘密工会等;在技术上要设法取得武装,武装工农群众等。为了发动暴动,把全省划为豫南、豫北、豫中、豫东四个暴动区域,“豫南区中心发动县份为信阳、确山、汝南。”同时,《决议案》还对暴动的准备、信息传递、指挥机关等问题作了统一规定。同时,为加强对豫南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共豫南特委,王克新任书记。“省委指定豫南特委管辖”“信阳、息县、潢川、固始、商城、正阳、汝南、确山、泌阳、叶县、南阳、舞阳”等“十三县特别工作。”(1、《豫南特委报告第二号》1927年10月2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01页。)

中共豫南特委成立后,在关于豫南暴动问题上,与河南省委意见相悖。由于豫南地区在大革命时期革命势力比较活跃,大部分骨干力量身份暴露。因此,成为反动势力打击、镇压革命力量的重点地区,举行暴动时机尚不成熟。尤其在暴动时间的选择上,豫南特委从自身主客观实际出发,坚决抵制了带有倾盲动主义的指令。为此,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省委派到豫南协作指挥暴动的河南省军委书记胡健,以及汝南县委负责同志,都受到了省委错误的纪律处分。后经中共中央长江局函召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和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到武汉,河南省委与豫南特委关于暴动问题的争论才得以解决。

19271016,中共豫南特委根据驻马店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关于小暴动工作大纲》,明确了暴动之目的是杀尽土豪劣绅;夺取豪绅枪支或金钱;唤起民众之自卫心理及其组织;准备将来的大暴动。暴动大纲还对暴动前的准备工作作了详尽而周密的安排,并对暴动过程中的细节作了部署。

192710月下旬,经过宣传鼓动群众,组织武装,培训基干队伍等活动的开展,举行武装起义的基础条件趋于成熟。在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指导下,中共驻马店市委和确山特支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位于汝南、确山两县结合部,敌人防守薄弱的刘店镇为中心,公开发动起义。同时成立了以李鸣岐、马尚德(杨靖宇)(1、马尚德(1905-1940),化名杨靖宇,着名抗日民族英雄。1927年入党,1929年到东北工作,曾任南满省委书记、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并先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准备委员。1940年在同日军作战中壮烈殉国。)、虞松如、张家铎、张耀昶等同志组成的暴动指挥部,拟定了起义方案。

1927111凌晨,在暴动指挥部的领导下,有农民自卫军和敢死队60多人举行武装暴动,一举击败当地反动民团,攻下刘店镇,缴获长短枪20余支。刘店武装起义后,暴动队伍被改编为农民革命军,马尚德(杨靖宇)、李鸣岐分别任总指挥和党代表,下辖三个中队。接着,农民革命军在刘店一带镇压土豪劣绅,开仓分粮济贫,消灭地主武装,宣传土地革命,进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活动。6日,敌军进攻刘店,农民革命军转战汝(南)确(山)信(阳)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队伍很快发展到300余人,有长短枪100多支。

随着农军队伍的迅速壮大,中共豫南特委为把斗争引向深入,把农军建成党领导的豫南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骨干队伍,由王克新主持,在张板桥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新的对敌斗争策略,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打倒新旧军阀!”“没收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分给贫农!”“农民夺取武装!8项工作口号作为以后的宣传重点。(二)拟定了农民革命军组织法。(三)重点对农民革命军进行整顿。集中一段时间对农民革命军进行政治思想、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提高农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进一步完善农民革命军内部机构,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参谋部。为加强党对农军的领导,决定在农军中建立党支部,各中队分别建立党小组。经过整顿,农民革命军队伍更加纯洁,士气更加旺盛,军容军纪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提高,在以后创建汝、正、确、信边区游击根据地的战斗中,纵横驰骋,横扫反动势力,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板桥会议之后,农民革命军在王克新、李鸣岐、马尚德的带领下四处出击,先后镇压地主武装头子李文相、戴文甫,大劣绅王遵荣和剿共司令周宪斌等人,沉重打击反动的土豪劣绅、反动民团首领,惩恶扬善,在汝、正、确、信边界地区声威大震,反动势力惊恐难安,贫苦群众扬眉吐气。

刘店起义后一个月内,农民革命军在中共豫南特委和确山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转战汝、正、确、信边区,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处决反动民团、剿共头领以及土豪劣绅30余人,开创出一个以刘店为中心,北起汝南水屯,南至信阳重镇明港,东抵汝南韩庄,西到大乐山,南北160余里,东西80余里的汝、正、确、信边红色游击根据地。在这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区,农民革命军所向披靡,在打击反革命势力的战斗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到之处,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消灭地主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基础,也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

二、王楼之战

王楼是汝南、确山交界处的一个村庄,位于汝南县城西南50多华里。早在1927年初,共产党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成立了薛岗党小组。刘店起义后,王楼一带成为农民革命军的中心活动区域之一。

为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队伍,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农民的斗争勇气,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中共豫南特委与中共汝南县地方组织决定惩办该村大恶霸吴清世。

吴清世是汝南韩庄王楼一带血债累累的大劣绅。大革命失败后,他勾结国民党确山县县长高子元和国民党驻军旅长张德枢等人,为虎作伥,横行乡里,任意征收田赋、霸占农民良田。王楼一带农民对其恨之入骨,迫切要求早日铲除这个地头蛇。

1927年11月26日夜,农民革命军将吴宅包围,活捉吴清世及其子吴尊贤。第二天,中共豫南特委主持召开斗争大会,方圆数十里的农民闻讯赶来,怀着深仇大恨,清算吴清世的罪行,对其进行斗争。农民革命军还将吴清世敲诈剥削农民的十几万斤粮食、600多块银元和许多铜钱,全部分给贫苦农民。

11月28日,张德枢、高子元带着1000余人清剿队伍,直扑王楼。上午9时,农民革命军得知敌人向王楼进犯的消息,紧急通知各村农会会员配合农民革命军投入战斗。马尚德、王克新作了利用王楼地形伏击敌人的战斗部署,同时组织前来领粮的群众迅速转移。

上午10时,敌人接近王楼,埋伏在村西南竹园里的农军首先从敌人背后开枪,与此同时,隐蔽在村边沟中的农军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毫无防备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乱了阵脚,丢下一大片尸体向南溃逃,又遭到埋伏于村南柏树林中农军的阻击。敌人腹背受敌,死伤惨重,狼狈逃到距王楼南约三里的沙河岸边,凭借河堤的有利地形,向乘胜追击的农军发起反击。马尚德、王克新身先士卒,率领农军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攻,击毙敌大队长一人,打伤敌兵百余人。

正当农民军乘胜追击时,马尚德、王克新、张家铎负伤,加之农民军弹药不足才被迫停止追击,撤出战斗。

农民军转移后,敌人又涌进村内,抢掠群众衣物、粮食,把死伤的100多人和吴清世家埋藏在地下的一车铜钱,用牛车拉往确山县城。途中,敌人又遭到曹庄农会会员的截击,被杀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弃车而逃。

12月8日,王克新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与同志们及暴动工农民众长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农军中间,人们莫不痛心落泪。1928年12月2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特地发表了平愚撰写的纪念王克新的文章。文章说:“在豫南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怒潮中,在广大的贫苦农工群众联合起来武装暴动,铲除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的对垒中,我们的战士王克新同志死了,与地主、军阀的军队作殊死战斗时光荣的战死了!克新的战死,是中国共产党员为党完成他们的任务,成千成万的牺牲中伟大的一个,是革命的巨大损失!”

王楼之战是刘店秋收起义后,农民革命军同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党的影响。但是,农民革命军也受到了严重损失,特委书记王克新因伤势过重,于12月8日光荣牺牲,农民军总指挥马尚德及张家铎负伤离队。中共豫南特委由蔡训明负责,农民革命军在李鸣岐、张立山带领下,当晚转移到确山县大、小乐山一带,不久奉省委之命和信阳四望山农军汇合,投入了创建四望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中共河南省委加强对汝南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12月20日至22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共汝南县委派王俊参加了会议。大会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各地工作报告和目前河南的工作方针。

1928年2月1日至3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中共汝南县委派一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回顾了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的工作,从多方面总结了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一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无武装,组织也无用,根本不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二是忽略了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只注意杀戮豪绅,而忽略了农民捐税、田租、债息之彻底解决。三是忽略了政治宣传。以为在斗争中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将会引起豪绅地主的联合进攻,没有让民众真正懂得暴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四是在暴动中不能“铲除乡村中一切封建势力,改变乡村中一切旧的关系,致不能随地造成革命区域发动广大群众。”大会分析了河南形势,讨论通过了《河南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决议案》、《河南省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新的任务和策略方针。大会提出,在农村的农民暴动方面,要扩大信阳、确山、汝南的暴动,加强南五县游击战争的发展,创造豫南暴动割据的局面,以成为发动河南革命潮流的中心区域。农村暴动开始应抓住农民实际的经济问题,如抗款、抗捐、抗租、抗债等,发动群众的反抗斗争,由群众中产生游击战争,以至于武装暴动。发动武装暴动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其一,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农民群众较有基础的地方,经过发动与酝酿,召开农民群众大会,有计划地铲除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烧毁文契、债券、簿据,没收枪支、财产、土地,建立苏维埃;其二,在敌人力量很巩固,群众尚不敢急起的地方,可先组织工农革命先锋队,袭击豪绅地主,作公开的或秘密的宣传,经过几次袭击成功,农民的革命情绪有了激发,然后再按第一种方式进行。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要发动与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从斗争中组织工会,扩大工人的政治训练与武装组织,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在苏维埃政权方面,“工农革命之潮流已进到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革命的阶段。苏维埃政权之建立不是将来,而是现在即当开始的工作”,在农村先建立农民协会,待苏维埃一经建立,农协政权即转移到苏维埃。在土地革命方面,“工农暴动之主要任务,是激烈的改革土地制度。土地革命之意义,须加紧扩大与宣传。农村暴动有了一个区域,即当召集农民代表会议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土地没收与分配”。在党组织建设方面,要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党的组织,要发扬党的民主精神,实行指挥集中化,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要实行巡视制度,搞好内部训练,严格党的纪律。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河南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开封,省委书记周以栗,宣传部长任作民,组织部长张景曾,黎光霁任省委机关报《猛攻》编委会主任,雷晋生任省委秘书长。汝南的张玉海被选为省委委员。

1928年2月初,中共汝南县委决定,由中共党员张国和掩护县委机关;城内“孙申斋”笔庄为党组织秘密接头处,由中共党员张鹤亭负责;城东梅庄中共党员宋耀武家为誊写、油印传单和文件处,由邱庚南负责。不久,县委决定开设“大有粮行”,由共产党员张国和任经理,贾子郁为管账先生,作为县委的接头处和联络员。

中共河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为加强对汝南党组织的领导,1928年2月上旬,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和省委宣传部长任作民来汝南检查指导工作,在汝南城东关大有粮行张国和家召开了汝南县委扩大会议,任作民传达了省三次党代会的有关决议。会议强调,为配合武汉工人暴动,省委决定在豫南地区准备举行第二次农民暴动。会议明确指示,在这次暴动中要纠正前段单纯的军事化观点,要充分发动群众,武装工农,开辟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会议指出,汝南是革命苏区一部分,刘店、韩庄、水屯等地的革命形势对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很有利,党组织要在这一地区多做工作,积极组织农民暴动。省委领导还指示汝南县委建立汝确边区苏维埃政权,领导革命活动。

1928年3月初,中共豫南特委为加强汝南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分别从信阳、中共长江局等地先后派周邦采、席了如、许焕生、李达、李景文等来汝南任军事特派员,具体领导和帮助中共汝南县委开展群众武装斗争。3月中旬,县委派出党的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建立了李旗屯、吴湾、杨埠、金铺、刘宋庄等支部。

1928年5月,县委决定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汝南县委员会,隶属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领导。不久,共青团河南省委调胡纪元任共青团汝南县委书记,傅子英任委员。1928年10月,胡纪元被捕,团县委机关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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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汝南农民武装暴动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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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水屯抗款斗争与

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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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屯抗款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汝南和其他地方一样,处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时期逃遁外地的地方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大革命时期废除的苛捐杂税、田赋和佃农租谷等,不但全部复旧,并且勒令农民补齐大革命时期停交的一切钱粮。他们还以官府衙门、豪门大户或军阀之需之名,颁布所谓“征粮法”、“派款单”、“派款令”、“军需交纳单”等,对广大农民进行横征暴敛,很多农户走向倾家荡产的境地。

1927年9月7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抗租决定致汝南的指示信》,对抗租运动进行具体指导:“抗租运动,应号召全县农民一致行动。对大地主(十顷以上)、中地主(五顷以上)实行抗租,小地主(五顷以下)实行减租。要宣传农民痛苦之解除,资本之获得,唯有将地主无情剥削之租拿在手里,实行抗租。胜利的保障,唯一的就是农民一致团结在农协旗帜之下。注意联系自耕农、乡村知识分子,以为声援,同时对小地主减租,使其中立。进行步骤先在农民中极力进行秘密的宣传,使之于最短期间酝酿成熟,准备好即马上发动……以忠勇的农军为领导,号召农民群众,迅速的果决的向大地主豪绅进攻。首先是集中力量,解决一个最大目标,以树立农军声势,提起农民争斗的勇气。吸收争斗中忠勇活动分子为党员,积极的予以训练,以扩大党的组织。在争斗中,须注意领导铁路工人为各种之援助,实际的进行工农之联合……”(1、《河南省委关于抗租决定致汝南的指示信》192797。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2-95)? ?12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又对汝南工作作出具体指示,要求汝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时机,发动农民群众向压迫阶级进行斗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尽一切力量满足农民的要求。

中共汝南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各种时机发动群众,决定以农民协会(红枪会)为开展抗租运动的基本武装力量,在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开展抗租抗捐斗争,并把水屯店作为抗粮抗款斗争的重点。

水屯是汝南西部的一个重镇,地处确山、汝南、驻马店的结合部,驻汝公路穿境而过,是驻马店通往汝南、新蔡的必经之路。大革命失败后,水屯镇上驻有军阀部队,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这里的群众苦不堪言。当时,驻扎在水屯的陕军营长羊世同为扩张势力,横征暴敛,招兵买马,并与军阀田维勤庇护的水屯店长吴佩立密谋,向农民加派820块银元的税捐。此时,中共汝南县委领导的抗税抗捐斗争,犹如烈火正在水屯一带迅速燃烧,广大农民对吴佩立增派的820元税款坚决拒绝交纳。反动透顶的水屯店长吴佩立认为广大农民抗款不交,对其“店长”极为不利,还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锦囊妙计”,把“店长”这顶帽子扣到抗款人的头上,以达到“以逆治逆”的目的。于是,他经羊世同同意,便把“店长”职务推给在水屯一带较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孔繁益(1、孔繁益(1893-1944),水屯孔庄人,1927年入党,是汝南党组织早期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生三次被捕,194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西安。)身上。

孔繁益是以私塾教书先生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是水屯店一带领导农民抗粮抗款的中共负责人之一。他识破了吴佩立的阴谋,拒绝接受吴佩立送去的“店长”印章,并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采取相应行动。中共汝南县委指示水屯党组织,要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抗粮抗款斗争的意义,组织农协会员,利用农民群众对无名派款的反抗心理,号召广大群众向盘踞在水屯的陕军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直至取得抗款斗争的胜利,县委同意孔繁益拒绝接受“店长”这一委任。

吴佩立阴谋破产后,恼羞成怒,硬要孔繁益限期交纳820块大洋。县委决定以暴动促进抗款斗争的进展,指示水屯支部派人串联,联合确山以东、韩庄以北、罗店以南的百余个村庄,成立了汝(南)确(山)农民联庄会。联庄会集中3000多名会员,在水屯南边的三官庙举行示威大会。会上,党组织负责人宣布了《联庄会规则》,推举孔繁益为联庄会会首。同时,各村也产生了会员负责人。大会还决定,联庄会以孔庄为基地开展活动,集合的信号是:小事以号为援,大事放枪救助。会后,全体会员手举大刀、长矛、红樱枪、钢叉、铁铡等武器,在水屯周围举行游行示威。

驻水屯的军阀部队和水屯一带的土豪劣绅对联庄会的建立恨得咬牙切齿,声言要大加讨伐,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群众的斗争烈火。中共汝南县委指示水屯党支部要组织联庄会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1928年1月17日黎明,陕军营长羊世同带领10余人,荷枪实弹,直扑孔庄逮捕孔繁益。孔繁益此时不在家中,而正在村东头学校里备课、批改作业。孔繁益闻讯后,先向周围村庄吹号求援,又加发三枪向远处的联庄会员下令。孔庄村的几十名联庄会员很快集合起来,将十几个陕军团团围住,形成短兵相接之势。羊世同随即命令爪牙以拒交粮款为借口,把孔繁益的侄子孔祥法强行拉到水屯寨里囚禁起来,妄想以人质对付抗粮抗款的群众。听到孔繁益发出的集合枪声,各村的两千多名联庄会员迅速齐集孔庄。在孔繁益带领下,会员手持大刀、长矛、铡刀、铁镐、钉耙,迅速涌向水屯,将水屯寨四门团团围住。“我们坚决抗款!”“我们誓死不交820块大洋!”“你们快把人放出来,不然我们打进去!”“不放人,就把老窝给你们剿了!”一时间,抗款要人口号和武器撞击寨门的声音震天动地。羊世同慑于联庄会的浩大声势,缩在寨内不敢露面,只好派吴佩立等人出面向联庄会代表孔繁益求和,答应立即放出孔祥法。吴佩立还以店长身份当众宣布不再征收820块大洋。至此,联庄会取得了抗款斗争的全面胜利。

水屯抗款斗争是共产党在豫南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农民群众反抗国民党新军阀勾结地方豪绅的剥削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压迫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震撼了豫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豫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和农民武装斗争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水屯抗款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水屯的陕军反动势力,狠刹了地方豪绅的威风,大长了农民群众同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广大农民群众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党组织在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抗款斗争胜利后,会员们根据自身的体会,编了一首歌谣经常传唱:“团结起来力量大,土豪劣绅咱不怕。一人连成十人团,十人发展成千万。只要大家一心干,能把旧制度来推翻。”农民群众从斗争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

水屯抗款斗争胜利的实践证明,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力量,善于发现蕴藏在群众中的自发斗争反抗意识,及时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施之以广泛的鼓动与宣传;必须紧紧抓住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斗争这个关键,最大限度地凝聚革命斗争的力量。因此,水屯抗款斗争的胜利为豫南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而也奠定了汝南在豫南第二次农民暴动中“须实现汝南的占领并尽量的占领确山、正阳、信阳、罗山,以汝南为暴动的中心区域”(1、《岳凌云、张芸生关于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0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91页。)的历史地位。

二、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

汝确边区的广大民众,经过确山暴动、刘店起义和水屯抗款斗争的洗礼,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广大贫苦农民认识到共产党才是解救他们出苦海的领路人。“许多农民已将‘共产党万岁’写着神牌,供于神龛,即此可见民众对本党的信仰。”(1、《河南省委报告——关于工作方针补充修改的答复》1928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51页。)汝、确、信一带是河南南部的咽喉,是任何军阀时时都想争夺的地方。乡村农民群众过去有相当的斗争历史,党和团的力量较它处雄厚而有基础,农村中的阶级分化较它处更为明显,群众革命的情绪随其经济痛苦而高涨。当地农民群众能够自己自觉起来作连续不断的斗争。汝南、确山农民暴动的迫切尤其为甚。因此,汝确在客观环境及群众组织和斗争的情形,都有发展到群众暴动的可能。

1928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作民到汝南、确山视察工作,并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汝确边区农民运动发展的形势,拟定了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暴动的行动计划。之后,两县党组织派出人员分赴各地进行发动群众,组织暴动武装队伍。在汝南,“自水屯抗款后,农民在我们领导之下者已达2000余人,一闻炮声便可集合。”(1、《河南省委关于政治形势及省三次代表大会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3月23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39页。)根据省委的工作意见,各地要“利用麦收时期,鼓动农民群众坚决的起来抗租抗款,对地主豪绅军阀作积极的猛烈的扑攻,使河南农村中形成急剧的阶级分化的新局面,造成全省普遍的大骚动,在任何地域都力求实现一部分割据,豫南大的割据局面必须完成。”(1、岳凌云、张芸生《关于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0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72页。)经过宣传发动,汝确边区的古城、洪沟庙、刘店、韩庄、孔庄、狮子桥一带,革命形势又复高涨。

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党组织在改造农民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暴动队伍,清理农民赤卫队中的不纯分子,加强训练,组建汝确边区农民赤卫队,“共6个支队180人,另组特务队10人,侦探队8人,交通队10人,运输队20人,宣传队24人。此外,还有先遣队及别动队。”(2、《光霁关于赤卫队改造,汝西、确北区委合并及南五县干部调动问题的报告》1928年7月2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78页。)同时,在汝南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群众也发动起来,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正在兴起,并与汝确边区的斗争遥相呼应。

1928年4月中旬,汝确边区的农会会员已达1万余人。汝确边区第二次武装大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8年5月2日,中共豫南特委在确山召开各县代表会议,对豫南工作进行了详细讨论,确定在麦收前发动豫南暴动。会后,在中共豫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爆发。参加暴动的农会会员达数千人,他们在徐子荣、张景须、孔繁益等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围攻了水屯,袭击了张教庄、罗楼、古城,三次攻打韩庄寨,横扫了确山东部和北部、汝南西部的土豪劣绅及反动武装,缴获了一批地主豪绅的武器、弹药。暴动队伍所到之处,地主、恶霸无不伏地求饶,农民群众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汝确边区的革命浪潮令当地军阀驻军也感到惊恐。驻扎在驻马店的陕军一个排,在地方党组织的策动下,慑于农民暴动的威力,携带武器向游击队投诚,参加革命武装队伍。

在汝确边区农民大暴动的影响下,汝南其他乡的农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积极响应,向反动势力公开斗争。汝南南乡“曾反抗县差,将6个衙役打至半死,现县差无一敢下乡。该地农协组织发展甚速。”(1、贺克寒《关于河南工作现状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03页。)

三、汝确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汝确边区的农民大暴动,不但给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边区各村的苏维埃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在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中,汝南西部和确山东北部“在工作上这两个区已打成一片,事实上不能分开”。为加强汝确边区党和武装斗争工作的集中领导,经中共豫南特委同意,“经汝、确县委负责同志会议议决后,即成立一个区委,受两县的指导”,合并后称为“中共汝确特委委员会”,贾子郁任书记,张玉海、王国卿为常委。之后,“由原汝西苏维埃主席及确北苏维埃分别回村活动,召集各村(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另行产生新的区苏维埃”,“由区苏维埃公开的指导斗争”。(1、《光霁关于赤卫队改造、汝西、确北区委合并及南五县干部调动问题的报告》1928年7月2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78页。)

1928年5月中旬,根据中共豫南特委指示,中共汝南县委和确山县委研究决定,为了适应汝确特区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在汝南水屯镇南的余冢村召开汝确边区农民代表大会。开会那天一大早,余冢村四周便集合了手持枪支、大刀和长矛的武装农民,村中到处张贴了标语。汝南西部和确山东部、北部各村的200多名农民代表在两县县委负责人的率领下,举着鲜艳的红旗,敲锣打鼓,依次来到布置在村西头的会场上。中共汝南县委书记张玉衡同志作了报告。大会以代表举手表决形式通过了《取得革命胜利全靠大家》的大会宣言,张玉衡宣布本次大会成立汝确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张玉海兼任汝确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温仁斋任录事。大会还决定成立汝确边区游击队,并打出了绣有镰刀、斧头的汝确边区游击队队旗。

汝确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豫南地区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组织,是河南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余冢农民代表大会之后,汝确边区的各村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水屯以南、狮子桥以北之区域内,各乡建立了赤卫队、游击队、妇女协会、童子团等组织。汝南、确山两县边境数十里内已渐形成武装割据的局势。

四、国民党反动军阀对汝确边区革命力量的血腥围剿

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如晴空霹雳,再次震惊了国民党新军阀在河南的统治当局,严重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19286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急调信阳、确山、驻马店、汝南等地驻军,配合地方反动武装达数万人对汝确边区共产党的组织、革命武装和进步群众发动了大规模的血腥围剿。汝南国民党统治当局在汝南西部的李寨、徐寨设立了剿共清乡局,并派驻了一个营的部队,专司围剿当地革命力量。一时间,汝确边区上空黑云压城。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汝确边区的反革命围剿开始后,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所到之处,便是腥风血雨。孔庄至洪沟庙一带数十里一片火海。驻马店的一股国民党军队和韩庄大恶霸白贺瘐所带的民团,在确山古城李湾(杨靖宇同志的家乡)周围,就烧毁了20多个村庄,房屋达数千间,几乎成为无人区。

汝南水屯的孔庄是汝确边区农民暴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对汝确边区的围剿开始后,孔庄便成了首要的围剿目标。714日早晨,国民党反动军阀派出两个营的兵力,从西、北、东三面包围了孔庄,情况万分紧急,在党组织的指挥下,赤卫队员拿起武器,迎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在强大敌人的攻势下,战斗持续了近4个小时,全村群众得以全部安全撤出村庄。敌人进村后,见无人影,便将村中财物抢掠一空,将房屋付之一炬,整个孔庄被火海吞没。此后,这些反动军阀还不断来孔庄骚扰,全村群众无家可归。在敌人的血腥围剿面前,汝确边区的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带领游击队和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用土枪、土炮同敌人进行英勇抗击,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如李畔林、渠成风、王国卿、马贺龙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用鲜血染红了汝确边区大地。

在强大敌人围剿汝确边区的时候,也有一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开始动摇变节。中共豫南特委书记、汝确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玉海是典型代表人物。19286月下旬,汝确边区游击队驻防在王寨村,由于张玉海投敌叛变,向敌人出卖了游击队驻防情报。驻在徐寨的军阀部队和汝南县剿共清乡局获得汝确边区游击队驻在王寨的消息后,迅速将王寨包围,对游击队进行袭击。战斗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加之疏于防备,汝确边区游击队仓促应战,遭受惨重损失,游击队伤亡30余人。张玉海叛党投敌后,成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镇压革命的鹰犬,身负累累血债。1949年,这个可耻的叛徒被解放军白马团捉拿归案,枪决正法,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敌人血腥的围剿中,汝确边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边区党组织由于主要领导叛变投敌,遭到空前的破坏,边区游击队在强敌围攻下,损失惨重。刚刚诞生不久的汝确边区苏维埃政权更难立足,迅速夭折。针对边区白色恐怖笼罩,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的险恶局面,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上级决定将一批在暴动中已经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和中共豫南特委委员,汝、确两县县委负责同志转移外地。轰轰烈烈的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武装大暴动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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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平寺、白塔寺武装暴动

与水屯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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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确边区第二次农民大暴动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党组织已把革命的种子深植于边区群众的沃土之中。汝确边区的广大共产党员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汝南东部和汝确边区再次先后组织发动了高平寺、白塔寺武装暴动和水屯起义,又一次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在河南土地革命战争史册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一、高平寺、白塔寺农民暴动

高平寺、白塔寺两村相距5华里,高平寺位于今平舆县城西约17华里,白塔寺位于今平舆县城西南12华里,1927年2月,共产党员贾子郁受组织派遣,从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回到家乡平舆(1、今平舆县原属汝南县管辖,1951年4月设县),开展革命活动。贾子郁在白塔寺附近村庄先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同年春,在阜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金西也回到家乡张子庙村,在高平寺周围进行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驻扎在汝南的国民党新军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土豪劣绅也乘机猖獗起来,汝南一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恶化,建立不久的汝南党组织惨遭破坏。但是,高平寺、白塔寺一带由于距汝南县城较远,敌人的统治相对较为薄弱,党的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党员的思想较为稳定。党组织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没有停止。1927年9月,中共汝南县委建立后,上级先后从信阳、西平等地派来了周邦采(1、周邦采(1904-1928),河南省唐河县人,黄埔军校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冬,受党中央派遣,回河南组织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春,周邦采化名王文彬,以长江局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到汝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成功组织领导了高平寺、白塔寺农民暴动和水屯起义,不幸在水屯起义中牺牲,时年仅25岁。)、许焕生、席了如、邱耕南等到汝南。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和壮大,汝南的工作,“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新发展的东乡一处较好。”(1、《贺克寒关于河南工作现状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04页。)

1928年2月,根据省委和中共豫南特委的指示,汝南县委就如何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鉴于汝南东部地区敌人统治较为薄弱,共产党已经在数十个村庄建立了支部,群众基础好,周邦采提出“迅速在汝南地区寻机发动武装暴动,打通汝南至新蔡的路线,建立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见,县委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袭击高平寺寨工队,夺取敌人枪支,为武装起义筹集武器。

高平寺是一座四方寨,纯砖寨墙,高达一丈六尺有余,壕沟有5米宽4米深,当时北门可供出入。大地主王其藻为镇压农民抗粮抗捐的斗争,依靠驻扎在汝南的陕军支持,在高平寺建立起“寨工局”,自任局长,逼迫当地百姓出钱购买枪支弹药,组成一支反动武装——寨工队,由王中和充任队长,并在寨门建起了望楼,在寨内为寨工队盖了三间队部。他们据寨称霸,横行乡里,百姓怨声载道,恨之入骨。

1928年5月23日,汝南县委在大唐庄召开会议,研究攻打高平寺的战斗方案。决定采取里应外合、乘夜突袭、速战速决的战术,并确定由上级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周邦采亲自指挥。会议对行动的时间、出入路线、参加人员、集合地点、联络暗号等有关事项作了具体部署。并决定第二天派共产党员张金西打入敌人内部,为暴动作好准备。

张金西是王其藻的表亲,他进入寨内后,佯装与王吸食大烟聊天,借以监视其行动。夜幕降临,周邦采、李达各持手枪,邱耕南手握一把大刀,县委书记张玉衡及李玉英、付仅学等7位农民积极分子,手持棍棒,先后从梅庄、李旗屯、张路庄、辛店等地到高平寺西南角芦苇塘隐蔽集合,以击三掌为号。凌晨1时,周邦采带领人员从水位较浅处涉水越过壕沟,攀梯翻过寨墙,顺着寨墙根悄悄地急速向寨工队住处摸去。此时恰逢寨工队员巡逻回到住处,只见屋内方桌上亮着马灯,王中和躺在里间床上抽大烟,几个队员东倒西歪,正在吹牛聊天。李达在外站岗,监视岗楼敌人的行动。周邦采手持短枪,堵住门口,大喝一声:“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敌人猝不及防,顿时呆若木鸡。其余同志乘机冲进屋内收缴枪支。邱耕南冲进里间,打灭烟火,刀指王中和:“不许动,动就砍死你!”王中和狡猾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邱耕南刚一转脸,王中和趁机抓住邱耕南的大刀。两人你争我夺,邱耕南使尽全力,夺回大刀,愤怒地向王中和砍去。王被砍得就地乱滚,哭爹叫娘,哀求饶命。后来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枪支收缴后,周邦采带领全体人员立即从原路撤出寨子,分散离开高平寺。

暴动首战告捷,夺得两支短枪,七枝长枪,仅邱耕南一人负轻伤。

高平寺武装暴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武装斗争的勇气和斗志。中共汝南县委为扩大战果,决定乘胜前进,拔掉白塔寺国民党店公所,为民除害。

白塔寺原是汝南城东一座古老的寺庙,门前苍松翠柏,浓荫如盖,四周小河环绕,流水潺潺,环境优美。庙内前殿设有十佛爷,后殿设有十八罗汉,每日香客云集,院内香烟缭绕。

1928年初,盘踞在汝南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当局,为巩固其在汝南的反动统治,委派地方恶霸唐有林、王东法在白塔寺建立管辖20多个村庄的店公所。唐、王两个恶霸充任店长以后,经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马褂,骑着毛驴,带领乡丁耀武扬威,征税要捐,派粮逼款,吃喝玩乐,敲诈勒索。美丽的佛教圣地变成了反动分子压榨人民的指挥部。

1928年6月的一天,贾子郁按照县委部署,派一位常和乡丁打交道的农民积极分子到店公所,以与乡丁打牌赌博为掩护作内线,注视唐有林、王东法外出回归时间。当夜10点左右,唐、王二人回到店公所。我内线人员便借故离开店公所,向贾子郁报告了消息。凌晨2时左右,贾子郁、周邦采率领李达、许焕生、张金西、吴子平和张路庄的几位农民越过白塔寺外的小河,翻墙进入寺内。贾子郁、周邦采带人直冲店公所,乘敌不备,将油灯打灭。许焕生、吴子平等人分别捉住唐有林、王东法,将其二人拉到院内。唐、王二人吓得魂不附体,哀求饶命。住在前院的众乡丁见到唐、王二人被捉,便四处逃命。周邦采痛斥唐、王罪行,将其就地处决。张金西等人将店公所征收钱粮的账册全部烧毁,并缴获两支长枪、十几块银元和100多串铜钱。

白塔寺的反动堡垒拔除后,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周围农民在白塔寺暴动的鼓舞下,相继举行了天水湖、李旗屯等暴动。

二、水屯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汝南水屯镇上长期驻有军阀部队,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这里的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他们为了生存,不断地同反动统治阶级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水屯抗款斗争和汝确农民暴动的胜利,使这里的人民认识到,只有斗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

1928年5月27日,汝南党组织在水屯孔庄、孟庄等七个村庄组织联庄会员3000余人到洪沟庙配合确山赤卫队攻打确山保安队时,途中突遭陕军一个连的兵力的伏击,孔庄赤卫队队长孔繁信负伤被俘,英勇就义。

1928年5月28日晨,驻在水屯的陕军羊世同带领一个营的兵力,三面包围了孔庄、孟庄等村庄。赤卫队员和联庄会员掩护群众突围后,敌人入村大肆抢掠,并焚毁村内房屋,使群众无家可归。

由于形势恶化,党内也出现一些动摇分子,有的自行脱党,有的投敌变节。1928年6月下旬,汝确边区游击队驻守在王寨村。由于张玉海被捕,向敌人屈膝投降,供出游击队行动计划,驻在徐寨的军阀部队和“剿共清乡局”迅速将王寨包围,对游击队进行袭击,游击队伤亡30余人。

水屯孔庄、孟庄事件后,联庄会和赤卫队组织即遭反动势力破坏,特别是驻在水屯集内的陕军羊世同部,在驻汝公路上设卡堵截行人,搜捕共产党员,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中共汝南县委决定,以汝确特区赤卫队为主,发动联庄会会员和部分贫雇农民在水屯举行武装起义,消灭军阀部队羊世同部,巩固汝确边区根据地。1928年7月初,中共长江局派驻汝南的军事特派员周邦采、县委书记张玉衡、王克勤等同志先期到水屯一带秘密活动,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工作。

1928年7月中旬,中共汝南县委在汝南城关“大有粮行”召开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水屯起义。周邦采(1、见本书汝南县党史人物传)、张玉衡、贾子郁、王克勤、李达、温仁斋、孔繁益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张玉衡介绍水屯的情况及起义准备情况,决定7月28日夜举行起义,由周邦采任总指挥,张玉衡任政委,并制订了“围三留一”的进攻作战计划。在举行起义的前一天,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黎光霁到豫南视察工作。中共汝南县委向黎部长汇报了水屯起义的计划。黎光霁就这次起义的目的和意义给予明确指示:“因顾及实际情形,决定从明晚进攻……因为此地当军事要道,事实上此刻不能即行占据,因决定攻下后,务将所有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分子完全肃清,土豪地主住宅,一概烧完,根本给以大的捣毁。使它以后完全失掉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而给群众一很大影响和工作上的发展的交通,有很重大的意义。”(1、《光霁报告第二号》1928年7月27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79页。)

7月28日夜10时许,400多名赤卫队员和联庄会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水屯西南台子寺。张玉衡首先作了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周邦采对起义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王克勤率一部分赤卫队员进攻西门,孟庆彬带一部分赤卫队员进攻北门,孔繁益带领联庄会员佯攻南门,其余赤卫队员和联庄会员埋伏在东门,待敌人逃出寨门后,再给予截击。之后,参加战斗的人员每人发一红色布条,称之为光荣牺牲带,系在臂上,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29日凌晨2时许,起义队伍秘密将水屯寨包围。王克勤带领赤卫队员在寨西门外埋伏,他以找陕西老乡为名,喊人开门,陕军守寨人员不作回答。王克勤急于攻寨,就从寨门下空隙处往寨内钻,刚进去半个身子,就被寨门上的敌哨兵发现。哨兵开枪射击,王克勤胸部连中两弹,壮烈牺牲。正在北门的周邦采听到枪声,率众发起猛攻,同时点燃白铁桶内的鞭炮迷惑敌人。周邦采身先士卒,越壕翻寨,带领赤卫队员攻进寨内,占领了北门和十字街以北的地段。羊世同部遭此突然袭击,即率兵向东寨门逃窜。埋伏在东门外的赤卫队员歼敌心切,未等敌人逃出东门,就过早开枪,暴露了作战意图。敌人见四面被围,又缩回寨内,凭借坚固的砖房,负隅顽抗。赤卫队员余恒性奋不顾身爬上墙头,点燃了敌人占据的草房,不料火光一起,暴露了自己,敌人开枪射击,余恒性壮烈牺牲。这更激起了同志们的愤怒,他们高呼着“为余恒性报仇!”向敌人发起更猛烈的攻击。赤卫队员们枪支少,弹药缺,又无战斗经验,过早暴露作战意图,因而激战两个多小时,久攻不下。此时,天已拂晓,从驻马店增援的敌军已逼近水屯寨,情况万分危急。周邦采当即下令向西南方向撤退。在撤退过程中,高度近视的周邦采因眼镜丢失,看不清道路,在台子寺附近被追赶的敌军杀害,年仅25岁。水屯暴动后,敌人对孔庄、孟庄施行疯狂报复,放火把孔庄烧光,把孟庄洗劫一空。

针对敌人的血腥围剿,汝南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带领游击队和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不少优秀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孔庄中共党员王富贵,为了帮助农民生产,趁夜晚带领农民回村抢种秋作物,被地主王汇川及狗腿子王道兴发现并向敌人告密。敌人派兵包围了孔庄、孟庄,王富贵在掩护群众撤退时不幸被捕,被押往水屯镇内军阀部队的营部。敌人对王富贵施以吊打、火烧、灌辣椒水等酷刑,王富贵依然坚贞不屈,义正辞严。最后,敌人将王富贵押到水屯集东门外,剖腹挖心示众,王富贵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慷慨就义,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

高平寺、白塔寺农民暴动和水屯起义是继刘店起义之后,共产党在豫南地区领导的三起农民武装暴动。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农民群众,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中共汝南县委遭受严重破坏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势的转变。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要求一些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使大革命失败后重新开始的革命运动招致严重损失。在汝南,盘踞在汝南的旧军阀岳维俊、纪元林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的组织活动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1928年9月,冯玉祥部师长程希贤率部从平(北平)汉(汉口)线进逼汝南,旧军阀岳维俊及田维勤残部不战而向安徽阜阳溃逃。这时,中共汝南县委印发了《告士兵书》,揭露军阀在汝南的罪恶活动,指出士兵的痛苦,对旧军阀所部起到了分化瓦解作用。程希贤部进驻汝南后,其反共手段更加狠毒、狡诈。他们派出爪牙、密探,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对汝南朝夕戒严,清查户口,推行连坐,株连无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上级党组织派驻汝南的同志难以开展工作,先后被迫调走。此时,汝南县委只有设在城内“大有粮行”、“大风笔店”和城东十八里庙梅庄的县委临时机关兼油印点尚未遭到破坏,分别由张国和与张鹤亭负责。

1928年9月26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黎光霁在汝南主持召开息县、确山、西平、遂平、正阳、信阳、泌阳豫南7县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报告和决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正确贯彻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并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对推动豫南革命斗争的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会后,鉴于中共豫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书记张玉海叛变,从人员、组织等各方面都无法继续开展工作,省委决定暂不恢复豫南特委,原豫南特委所辖汝南、确山等县党组织直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并改组了汝南县委,由贾子郁负责汝南县委的全面工作。

1928年10月,县委派共青团汝南县委书记胡纪元去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胡将贾子郁密写的汇报材料密封后,缝在随身携带的被子里。胡身穿简师校服,佩戴简师校章,装扮成简师学生,乘火车行至郑州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押进开封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军法处。审讯中,敌人搜出胡带的密码材料,并根据胡的校服和校章,追问出汝南简师校长名叫闫子正。敌人即电示汝南反动当局,逮捕了闫子正。闫受刑不过,就凭着自己平时的印象和听到的传说,供出贾子郁和张鹤亭“可能是共产党”。程希贤派手枪队和便衣特务立即包围了汝南简师,贾子郁提前转移,脱离险境,而张鹤亭于当天夜晚被捕。程希贤部的执法处处长杨凤台当夜提审了张鹤亭。敌人还未用刑,张鹤亭就吓破了胆,向敌人屈膝求饶,供出其所知的党内机密和绝大部分党员骨干名单。于是,敌人便连夜行动,向汝南党组织凶猛扑来。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张国和、傅子英、刘懋勋、赵秉一、巫越等相继被捕。由于上了名单的30多人中,有的早已离开了汝南,有的因事当夜不在家中,有的闻讯紧急转移,敌人并未达到“一网打尽”的罪恶目的,便将这个黑名单印成“布告”在全县城乡张贴,“通缉捉拿”。在敌人审讯张国和、傅子英等党的骨干分子时,叛徒张鹤亭曾出庭对质。在“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的情况下,这两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巧妙与敌周旋,使敌人的逼供阴谋未能得逞。几天后,张国和、傅子英、巫越、赵秉一、刘懋勋和叛徒张鹤亭被解送到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

不久,贾子郁又秘密回到汝南,召集尚未暴露而潜伏下来的党员,在城东荆河边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凡未暴露身份能够潜伏下来的继续潜伏,以待时机;若有暴露危险的,立即组织转移。尔后,贾子郁去信阳与特委取得联系,调往信阳县委工作。孔繁益奉命调离汝南。少数革命意志动摇的党员,自行脱离了党的组织。

被关押在开封监狱的汝南被捕人员,与当地党组织狱中地下党取得联系,曾多次酝酿越狱。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冯军失败,退出河南,河南省政府主席由万选才担任。不久,万选才派宋则久到狱中清理积案。开封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知所有在押政治犯全部翻供。结果有的被宣布无罪,有的交保释放,陆续出狱。而叛徒张鹤亭不但没有因“功”受赏,而且在被他出卖人员出狱后,又被判刑两年,直到1931年春才被释放。

汝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除马乡等边远地区的党支部在秘密进行活动外,其它党的基层组织都被迫停止活动,革命因此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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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汝南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不同形式的

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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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和

汝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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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

1929年4月,鉴于中共河南省委连续遭受严重破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指示河南暂时取消省委组织,将河南划为豫南、豫中、豫北三个中心区域,撤销特委组织,建立中心县委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9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到达信阳,召集原中共豫南特委与信阳县委负责同志共同开会,按照中央指示,组建中共信阳中心县委,贾子郁任中心县委书记,汝南等县由中共信阳中心县委直接领导。

中共信阳中心县委建立后,即根据各县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加强工作指导。1929年6月,贾子郁回到汝南马乡,帮助恢复中共汝南县委,指定马乡党支部书记张玉斋任汝南党组织负责人,刘滋浦、赖鹏、吴清云等协助工作。

1929年9月,傅子英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汝南任中共汝南县委书记,刘茂林、赖鹏、刘滋浦、吴清云等为委员。

1929年10月,汝南水屯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并和确山县委接上关系,秘密进行组织发展工作。1930年春,孔庄周围的小张庄、余冢、王坡等村相继恢复和建立了7个党支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水屯区委,孔庆法任区委书记。

1929年冬,汝南城东刘宋庄党组织和新蔡县委取得联系,在刘秉义的积极活动下,党组织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该区组建了4个党支部,发展党员29人。

1930年春,马乡区委组建。1931年春,又建立了马乡东、西两个区委。马乡东区委包括小赖庄、大吴庄、小吴庄、傅庄、小罗庄等支部,赖光明任区委书记;马乡西区委包括南马乡、北马乡、徐老庄、冯庄等支部,赵国祥(胡亮)任区委书记。此时,汝南城内的简师学校和官庄附近的大陶陂等地,也相继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

二、汝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豫南人民在饱受战争之苦的同时,又遭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勒索、土豪劣绅的经济剥削和自然灾害的频频侵袭。1928年11月4日《河南省委关于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记载:“统计豫南民众,现在没饭吃的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下月中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年底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整个豫南的农村经济,简直成了天崩地陷的破产现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为谋求生路,不断掀起反抗地主恶霸的斗争。

(一)水屯群众抗击恶霸地主的斗争

1929年10月,汝南水屯党组织恢复后,便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夺枪支、建武装,先后打死恶霸地主张疙瘩、反动武装分子王家祥、刘本立、大地主刘性等,缴获银元1100多块。1930年夏,中共汝南县委与确山县委联合组建了汝(南)确(山)边区水屯游击队。游击队在水屯、罗店、韩庄一带打击土豪劣绅,把豫南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在此期间,汝南县委不断选送党员骨干到游记队,骨干力量经常保持在30多人。从1930年至1933年期间,游击队在汝确边区开展武装分粮斗争。先后处决土匪余大逢、恶霸地主刘金环等一大批农村反动势力。

(二)马乡“鞭杆会”的建立及其斗争

1929年冬,中共马乡区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结合当地斗争形势和马乡一带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豪绅手中,大部分农民依靠给地主豪绅种地、当雇工维持生活的情况,决定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佃户、雇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因参加斗争的大都是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的雇农,就以鞭杆为名,成立“鞭杆会”。鞭杆会的主要领导由中共马乡区委的负责人赖鹏、赵国祥(胡亮)、吴清云等担任。鞭杆会成立后,秘密发动贫苦群众,个别串联,扩大组织。鞭杆会还联系实际,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贫苦农民宣传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才有活路的道理,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不到两个月,鞭杆会会员就发展到400多人。区委以鞭杆会组织的名义,抓住有利时机,领导雇工和佃农向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1930年农历二月初七,马乡春会。马乡附近的地主豪绅都让自己的车把式套上骡马,赶着大车,带着全家老少去赶会、看戏。地主豪绅为炫耀各自的富有和实力,要车车挂彩,骡马披红,牲口脖子上系住大铜铃。过了春会,就是春耕大忙。这时,区委决定以“鞭杆会”名义,抓住春会的有利时机,向地主豪绅开展斗争。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初七这一天全区雇工统一行动,并先从地主杨万玉家开刀。初七清晨,地主杨万玉家的男女老少都在忙着打扮,穿新衣,换新帽,年轻女人涂脂抹粉,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套披红挂彩的马车和太平车,伴随着有节奏的马铃声从杨万玉家驶出来。可是车刚出大院,便看见所有雇工都在门口站着,杨万玉还以为是雇工前来送行,就说:“你们别送啦,都下地干活去吧。”这时,有两个雇工伸手拦着牲口说:“掌柜的,我们想和你商量个事,伙计们整天干活,也想到会上逛逛。还想叫掌柜破费几个,给每个雇工买一条手巾,一条战带,一顶草帽,二百文赶会钱。商量好了,咱们一块赶会去。商量不好,咱们都不去。”杨万玉一听就连忙下车,绷着脸说:“好说,好说,要赶会就再套一辆车,咱们一齐去,不过买东西和钱的事,等回来再说。”雇工们一听杨万玉要耍滑头,就七嘴八舌地说:“那不中,现在就得发钱,没钱咋赶会呀!”“要不给钱,咱们谁也别赶会了。”“不干了,连二百文赶会钱就不给。”说着,有的雇工就动手卸车。杨万玉没有办法,他想过了春会,就是春耕大忙,雇工都不干了,谁给干活呢?于是只好答应雇工们的要求。

初次斗争胜利,使“鞭杆会”的声誉越来越高,参加者越来越多。接着,党组织又以“鞭杆会”名义,发动广大雇工统一行动,向地主豪绅要求增加工钱,若不答应就统一停工。春争日,夏争时,眼看春耕大忙了,雇工都不干了怎么得了,这就使地主傻了眼,慌了手脚,有的向雇工道歉,同意增加工钱,有的找“鞭杆会”求情,被迫同意给雇工增加工钱。

北马乡大地主徐汉耀在马北占地数百亩,骡马成群,猪羊成圈,他凭着他的财力,既不把“鞭杆会”看在眼里,也不同意给雇工增加工钱。针对这一情况,党组织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整一整徐汉耀,打击地主们的嚣张气焰。雇工们按照“鞭杆会”的布置上工了。地主徐汉耀认为雇工没有办法了,便捻着胡子洋洋自得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吧!别瞎闹了。”劳累了一天的雇工们收工了,徐汉耀的管家慌慌张张地给徐汉耀说:“这哪象雇工啊,是败家子、丧门星。”徐汉耀忙问“咋回事。”“今天犁了一亩多地,却打了七张犁铧。要是把这几百亩地犁完,还不把家全打进去!”徐汉耀一听就训斥雇工:“你们咋打那么多犁铧呀?”雇工们说:“地硬有石头,教书先生在学堂里再不会打犁铧。”徐汉耀感觉不妙就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徐汉耀就让管家给雇工们添了工钱。

在中共马乡区委的指导下,鞭杆会领导雇工向地主豪绅的斗争连连取得胜利。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地主,见斗不过雇工,就从佃户身上打主意。通知所有租种自己土地的佃户,按地亩多少给他们分担税款和粮捐。区委通过鞭杆会就给穷苦佃户出主意:既然让佃户分担税款钱粮,那地亩就记到佃户名下。这样一来,地主们怕地亩册上改了户主,自己的产业白白记到别人名下,就再也不提让佃户给他分担钱粮税款了。党组织在领导鞭杆会的斗争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从中吸收36人入党,使马乡地区党的组织更加壮大。

三、轰轰烈烈的分粮斗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未至三十年代初,豫南大地天灾频仍,饥民塞道,军阀混战,硝烟蔽日,加之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广大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1年3月,春荒严重。由于地主豪绅大量囤积粮食,奸商存粮不售,使整个汝南陷于“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悲惨局面。国民党汝南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派款征粮,并预征五年的钱粮。千捐万税,高利贷盘剥,逼得农民流离失所,乡村十室九空。当时汝南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月亮出来照树梢,提起穷人好心焦,这几天眼看活不下,破棉衣裳都卖了。卖掉棉衣无法办,进到屋内闷厌厌。又愁吃来又愁穿,财主还要把账算。”“未开言不由我咬牙痛恨,恨只恨豪绅们太无良心,勾结那贪官污吏把款派,这种捐,那样税,名目十全,老百姓钱粮慢交一步,税警们如虎狼就把人拴,抓到那衙门里挨了打还加重罚钱。有银钱花到了放你无罪,无银钱定叫你受苦坐监。”“官府里豪绅们心狠毒加税派款,又吃喝,又嫖赌,又吸大烟,逼得穷苦人无路可走,早不如联合起来投红军解除灾难。”这些歌谣可谓字字血,声声泪,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现状。为求生存,汝南广大穷苦农民酝酿着反对剥削和官府、豪绅进行斗争。1931年夏,汝南连降大暴雨,洪水泛滥,大量良田尽成泽国。这次水灾,造成328人死亡,淹死牲畜、家禽万余头(只),倒塌房屋8000余间。国民党专署、县政府口头大呼“赈灾”,实际上只说不做,反而照旧征粮派款,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投机商人和资本家,趁机抬高粮价,大发不义之财,市场物价犹如脱缰烈马,飞涨起来。生存的危机逼得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在广大农村的贫苦农民中,反抗官府和豪绅地主的压迫与剥削的斗争情绪也日渐高涨。

1932年春,青黄不接,穷苦农民的生活陷入绝境。3月初,中共豫南特委派肖章来汝南领导反饥饿、分粮食斗争,并担任汝确边区游击队指导员。肖章根据特委指示,在广泛听取党员意见后,帮助汝南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分粮度荒斗争,并逐步建立起农民武装赤色游击队配合分粮斗争。3月20日,汝(南)确(山)县委在水屯孔庄召开汝确边区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分粮抢粮斗争行动方案。会议分析了水屯一带的形势,大家认为水屯一带党的工作基础好,分粮斗争先从水屯开始为宜。当时,水屯集上几家囤粮百石以上的粮行,农民愿出高价,掌柜不肯出售。数月前,驻马店的国民党军两个连到水屯派粮派款,捉鸡要鞋,侮辱妇女,群众既愁缺粮断炊,又苦于驻军骚扰。会议决定:(一)分粮日期定于水屯逢集的3月29日;(二)参加抢粮的自卫队全部由铁路西的党员和党内积极分子参加,以免分粮后当地党员、群众受反动派的打击迫害;(三)只分粮行和地主家粮食,商民财物一概不动;(四)中共确山县委书记吕泽孔任总指挥,党支部书记任分队长。如果驻军干涉,就边夺枪,边抢粮。

会后,确山县委书记吕泽孔和游击队指导员肖章具体组织发动水屯分粮。县委其他同志分赴南区、中区部署实施。这时,鄂豫皖苏区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敌军六十六团被红军包围。驻守驻马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奉命南调增援,驻扎水屯的两个连也随之调离。据此,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水屯驻军调离的时机,提前三天发动分粮斗争,避免与敌军发生武装冲突。

3月26日上午,中共确山中区、东区各党支部带领参加分粮队伍2000多人,加上前往水屯赶集的群众,约3000余人,向水屯进发。肖章带领铁路西的自卫队,高举手枪,手持大刀、长矛、扁担、棍棒,将水屯街上的几家粮行围住。粮行掌柜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眼睁睁看着各路分粮队伍把水屯集上几家大粮行囤积的粮食装运而去,分给了灾民。分粮斗争旗开得胜,分得粮食的群众心里充满着斗争胜利的喜悦,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斗争情绪高昂起来。

水屯分粮斗争胜利之后,党组织又带领群众和游击队在大方庄处决了抗拒分粮的反动地主王德和,并就地将其囤积的粮食分给群众。继而将水屯大地主孙世德的6万斤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游击队还在驻马店西处决了国民党乡长、恶霸地主许瞎子,缴长短枪5支,子弹300余发。分粮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发展成数千人参加的分粮大军。韩庄徐寨大地主徐二驴,老奸巨滑,顽固不化,依仗有枪有势,不仅藏粮拒分,还抓去4名分粮队员。党组织带领游击队连夜组织千余贫苦农民的分粮队伍,手执长矛、大刀、扁担、棍棒,把徐寨围个水泄不通,向徐二驴要人。徐见势不妙,连忙放人,并把仓房内3万多斤粮食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

1932年春至1933年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汝南广大贫苦农民为求生存,发动了反饥饿、分粮度荒的斗争。据《重修汝南县志大事记》记载,此间掀起规模较大的分粮、抢粮斗争达62次,参加分粮、抢粮的贫苦农民6.2万余人次,夺取地主豪绅粮食700多万斤。

汝南的分粮斗争,是在中共汝南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后,留存下来的共产党员领导贫苦农民与地主豪绅展开的一场生死决斗。水屯附近的分粮队在党组织领导下,先后分了党庄、余冢、徐寨、王寨等地主豪绅家的粮食。马乡分粮队在赖鹏、胡亮带领下,先后分了徐老庄、窦庄、傅寨、陈庄、侯庄、余店等村地主囤积的粮食。

分粮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发展了农民革命武装,配合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贫苦农民反映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想到咱们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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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汝南党组织领导人民支援

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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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春,鄂豫皖边界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相继建成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毗邻相连,总面积达15000多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1930年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光山县王湾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区工农民主政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闫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向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5月,国民党向鄂豫皖苏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32年3月29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要求各地“根据目前形势的开展与自己的力量,以真正的执行扰敌后方,拥护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任务”。在此期间,汝南党组织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的工作部署,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斗争形式,阻止或牵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

1932年冬,国民党骑兵第一师奉命南调,前往商城、固始参加“围剿”苏区红军。先头部队一个旅途经汝南南区马乡,准备在马乡休整几天后继续前进,旅部驻在马乡集观音堂。他们就地向马乡一带穷苦百姓要粮派款,敲诈勒索。中共马乡区委书记赖鹏了解到敌人意图后,便与区委委员胡亮商量如何拖住这股匪兵,以减轻对苏区红军的压力。他们设法接近敌兵,并得知该部队不是蒋介石嫡系,此次南调是蒋介石想利用红军之手,剪除异己,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马乡区委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决定设计拖住这股敌军,阻其南下。赖鹏等人决定采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方法,造成“这里共产党活动也很厉害”的局面,给敌人以要求不再南调之借口。在一个风雪之夜,赖鹏等人秘密油印了大批传单,连夜分发到马乡各支部,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迅速把所有传单张贴散发出去。第二天一早,以马乡集为中心,凡驻有国民党骑兵的地方,都出现了“国民党是刮民党!”“打倒土豪劣绅!”“赶走骑兵第一师,百姓好过安生日!”等传单,连敌人旅部驻地观音堂的院子里也出现了传单,吓得敌官兵不知所措。敌军官慌忙向上级报告:汝南南区出现“共匪”。上级只好命令他们就地“痛剿”,不再南调。骑一师便在马乡闹腾了十几天,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剿”出来,便撤回汝南县城。

同时,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共汝南县委按照上级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支援苏区斗争,并不断动员青年到苏区参加红军。

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两年以后,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已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缓解本国阶级矛盾,利用国民党大肆围剿共产党之苏区的有利时机,发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破坏,便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继续“围剿”共产党的苏区,并密电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此后,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而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勇敢地担负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和全国人民一起,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河南省委即于1931年9月25日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各级党部以及每个党团的同志们”,“必须最大胆的应用群众公开的路线,加紧宣传鼓动,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组织游行示威!”“以揭开国民党所谓一致对外,而实际上绝对不放松‘围剿’红军的伎俩。”

中共汝南县委在豫南特委领导下,积极发动全县学校师生,成立抗日学生联合会。9月24日,汝南城关各学校师生统一行动,人人手执红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穿街过巷,声震古城。

1932年春,汝南简师学生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抗日话剧,却遭到国民党警察的阻挠和殴打,激起了全县各校师生和市民的共愤。汝南党组织立即分头到各学校,组织串联,统一行动,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惩办肇事者。国民党汝南当局却命令县警察局刑警队长李仲履带领数十名警察,对赤手空拳的学生大打出手,逮捕进步学生。更加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怒。中共汝南县委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利用学生运动向反动当局作斗争。经过组织,配合学联,派出学生代表到国民党专署、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打人凶手,撤掉李仲履的职务,向被害学生赔礼道歉。国民党汝南县长何佛清却有恃无恐,不理不睬,并指使警察阻止学生代表进门,勒令学生返校。数百名愤怒的学生潮水般涌进了县政府院内。此时,县长何佛清正在睡觉,听到学生冲进县政府大院,吓得魂不附体,来不及穿衣,光着半截身子,从后门逃走。事后,大劣绅李澄清声言要追查各校校长的责任,开除闹事学生。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组织学生揭露李的丑恶嘴脸。简师党组织领导学生将李澄清的罪恶事实编成剧本,向群众演出,使李澄清、何佛清数月抬不起头来,再也不敢阻止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了。

三、汝南县委再次遭到破坏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对鄂豫皖根据地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同时,对临近苏区的豫南地区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镇压革命力量,惨无人道地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致使豫南各县中共党组织屡遭破坏,无数共产党人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由于形势恶化,中共汝南县委于1932年2月便停止工作。汝南马乡的赖鹏因在抢粮斗争中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被迫于1933年春离开家乡到民权师范上学隐蔽。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巡视员晓阳到确山和豫南各县指导工作。在听取肖章关于汝南、正阳两县的工作汇报后,决定由肖章负责,领导建立了中共汝(南)正(阳)工作委员会,肖章任书记。

1934年秋至1935年春,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敌人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手段,实行反复“清剿”。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在国民党统治区,敌人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摧毁中共各级组织。

1934年秋,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2月,河南省委派往上海学习的徐风山叛变,并勾结其它叛徒成立假河南省委,在河南各地诱杀共产党人,河南各级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中共汝正工作委员会被迫停止党组织活动,所有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开展秘密隐蔽活动。

1935年3月,原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从江西中央苏区回到豫南。因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他不顾个人安危,首先与确山、汝南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汝南和孝找到了原汝南县委委员、和孝中心区委负责人刘茂林。在刘茂林的帮助下,他又先后与中共汝(南)正(阳)工委书记肖章和康春、孔卡子、王国平等取得联系。为了尽快恢复豫南党组织,王国华在汝南薛店召开会议,他介绍了红军主力长征后河南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分析了豫南地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还针对党内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鼓励大家振作革命精神,尽快开展党的工作。之后,在王国华和肖章的努力下,汝南边区的部分党组织得到初步的恢复和整顿。但由于汝南和确山东部一直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围剿的重点,又是平原地区,不适宜开展武装斗争。王国华等人与南阳张星江等同志取得联系,两地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合并建立了中共鄂豫边省委,并转移到桐柏山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桐柏山区红色游击根据地。此间,汝南党组织虽然与鄂豫边省委有部分联系,终因环境恶劣,没能恢复建立系统的组织,只有部分党员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

1935年春,汝南城东刘秉义带领数十名党员和贫苦农民惩治大劣绅龚子明,分了他家8万多斤粮食,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原马乡区委书记赖鹏在外地上学毕业回到家乡带领20多名队员发动贫苦农民分了曾任国民党团长、大劣绅张子昭家的粮食。水屯党组织负责人孔繁益、孔庆法等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停止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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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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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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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党领导汝南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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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汝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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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爆发后汝南的基本形势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八中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进行以卢沟桥为进攻目标的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为此,日军炮击宛平城,攻击卢沟桥。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0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接着集中三十万人的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日军为了求得“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又把战火烧到上海。8月13日,日军军舰突然以重炮向上海闸北轰击,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日,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随后,双方就两党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了谈判。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在豫南坚持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共鄂豫边省委已与党中央取得联系。1937年8月,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中央领导和中央关于对鄂豫边区工作的指示,并进行了认真讨论。针对鄂豫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和刚组建的河南省委明确指出:“应当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来扩大游击武装,并和当地开明绅士及地方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抗日武装,并在中原建立抗日的据点。”(1、1958年6月11日,朱理治《致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的信》载《抗战时期的竹沟》第15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大家一致认为,中央和河南省委的指示符合鄂豫边区实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促进鄂豫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在斗争方式上根据中央新的政策加以改变。一是要从争取、瓦解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宣传抗日主张,扩大抗日队伍;二是要与当地政府和开明士绅建立统战关系,争取合法的、独立自主的存在;三是在斗争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原则性,即要灵活又要独立自主。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调整省委领导机构。会议决定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邓一非任宣传部长(8月,增补刘子厚任统战部长)。王国华、周骏鸣分别任游击队指导员、队长,负责游击队的具体工作,发展壮大红军武装。(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大力扩大武装,全面地开展对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战工作。地方党组织要广泛组织农民自卫队,加强抗日宣传,动员青少年参军。对那些有罪恶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只要愿意抗日一律既往不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努力打通与鄂豫皖红军的联系,相互支援,并肩作战,创造边区斗争新局面。会议还提出了“广泛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政治宣传口号。

碾盘沟会议是鄂豫边地区在新形势下一个历史转折性的会议,使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为鄂豫边地区党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实现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提出的方针、路线、政策,开创这一地区抗战新局面,奠定了组织、思想基础。

此时的汝南,广大民众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驻军、杆匪和地主当权派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压榨,生活极端贫困。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在汝南形成立了“西温东李”两大家族。以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反动军官温其亮(1、温其亮,汝南老君庙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河南第八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国民党河南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1947年冬,汝南县城第一次解放时被刘邓大军俘虏。)为代表的城西温家,掌握地方军权和部分基层政权。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任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敬斋(1、李敬斋,今平舆县人,毕业于美国林肯大学,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地政部长。1949年到台湾。)为代表的城东(今平舆)李家,则掌握了地方党政、教育、财政大权。后来崛起的城东陶、闫两家族,即长期搞教育的陶朗斋、陶瑶阶兄弟和着名的土豪劣绅闫子正,也都是一直依附于李家势力。以温、李、陶、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家族势力,分别把持全县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横行乡里,号称汝南的“四大家族”。抗战初期,旧军队的退役军官刘惠心(刘仁斋)作为地主豪绅,也在他的家乡汝南城东白龙王庙(今平舆)一带拉起队伍,成为地方实力派。在这些对汝南政治、经济影响较大的家族中,除温家有些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产党(温其亮的弟弟温其旭是我县较早参加革命的党员之一),在抗战初期同情党的抗日主张,支持党的救亡工作外,其他几个家族对待抗日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意识到日军的侵略会直接危害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带领群众抗日运动的兴起对他们的利益带来长期不利影响,不但拒绝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运用一切手段打压汝南党组织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李家,代表人物李澄清(时任国民党汝南县党部书记长)和其侄李崇武(抗战时期任由辉县迁至汝南的百泉师范学校校长),更是猖狂反共。李家的帮凶、陶家的陶景亮(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工会主席),是军统特务、也是反共老手。闫子正虽无政治要职,但十分反动,而刘惠心在当时是愿意抗日的。

抗战初期,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汝南党组织依然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尚未以共产党的面目公开出现,而是以合法的抗日群众团体的名义开展工作。此时,党组织要求党员既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又要将两者紧密结合;要在国共合作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党组织取得合法地位;要充分利用温、李两大家族的矛盾,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二、汝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土地革命后期汝南党组织遭受破坏后,从1935年到1937年间,一直处于隐蔽状态。虽有极少数党员坚持秘密活动,但因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缺乏组织领导,而无明确方向。抗战开始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式下,共产党暂时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节节失利,致使国民党政府内部一时混乱,无暇布置公开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提供了有利时机。

1937年10月,汝南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凭着坚强的党性,一面团结积极抗日的知识分子,分头在城乡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一面积极寻求上级党的组织。1938年2月,中共汝南马乡支部派温仁斋到武汉找时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文委负责人的汝南人何伟(1、何伟,原名霍恒德(1910-1973),汝南三桥人,1936年入党,民主革命时期曾任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政委、七师政治部主任、牡丹江省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长,驻越南大使,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国家教育部长。)联系。随后,何伟、黄心学受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派遣,到汝南帮助恢复党组织。何伟在汝南县城召开部分党员会议,通告了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和党对失掉组织关系的人员政策等,确定了汝南党组织近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青年工作,搞好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会议还讨论了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等问题。不久,何伟回到武汉,由黄心学帮助汝南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各项工作。1938年春,湖北省工委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向河南省委介绍了汝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情况,并办理了移交手续。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3月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发出“猛烈地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指示,并规定了“细心考察,大胆发展”的方针。中共河南省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更加努力地克服关门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大胆向工农阶级及劳苦大众开门,大量吸收雇农、贫农、中农入党,大批提拔工人干部及农民干部,扩大党在农村中的基础。

为贯彻中央大力发展党员的要求,并为该项工作的顺力开展提供有效的组织和人员保证,1938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派肖章把王铎、邹树送来汝南工作。接着,又派来了王若波、奚亦明、戚明伦等,被分别安排在温光宇任校长的私立汝宁中学、白龙王庙汝宁中学分校和国民党河南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巡回督导宣传团。同时,设在信阳鸡公山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豫南民运督导专员办事处派王子陵以民运指导员的合法身份到汝南工作。王子陵离开汝南后,办事处又委派李天铭为汝南民运指导员,来汝南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这时,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恢复建立了中共汝南县委,张鹤亭(1928年曾被捕叛变)任书记,温仁斋、王铎、马鸿谟先后任组织部长,傅子英、王子陵、奚亦明、谢中锋先后任宣传部长,傅子英任统战部长,万宗海、马鸿谟先后任青年部长,委员有曹灿、李明伦等。县委主要活动基地是汝宁中学、东门里马晋初(马鸿谟之父)家和白龙王庙汝宁中学分校。

汝南县委恢复后,针对当时存在的组织不纯问题,对组织进行了整顿,并先后恢复和建立了汝宁中学、马乡、和孝、张庄、徐桥、喻庄、殷店、金铺、孔庄、刘宗庄10个党支部,党员60多人。在此基础上,县委决定建立城南区委,张绍英任书记,赖鹏、刘茂林为委员。同年秋,汝南县委在县城成立了县立女中支部、青年救国团支部。同时成立马乡区委,赖鹏任书记;王岗区委,曹灿、张东林先后任书记;和孝区委,张绍英任书记;万金店区委,张国和任书记;西洋店区委,韩景隆任书记。此外,在国民党八区专署教导队和巡宣团也建立了党支部。

1939年2月,上级派郭子清到汝南工作,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马鸿谟改任青年委员,傅子英改任民运委员。3月,上级决定成立中共汝南中心县委,张鹤亭任书记,郭子清任副书记,隶属中共竹沟地委领导。汝南中心县委辖汝南、新蔡、正阳、上蔡和沈丘五县。这时,汝南不再专设县委,由郭子清兼任汝南县委书记。4月,鉴于汝南县城是中共汝南中心县委和国民党专署及保安司令部所在地,政治斗争比较集中,为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工作和统战工作,县委决定建立中共汝南城区党委,张子明、吴有德先后任书记,张万彬任组织委员,傅新民任宣传委员,万宗海为委员,领导国民党河南八区农校、园艺学校、百泉师范、省立汝南中学、信义中学、汝宁中学、县立女中等各校的中共支部和设在国民党八区专署教导队、巡宣团的中共支部。同时,汝南中心县委还在城内开设“天孙斋”笔庄,作为秘密联络站(后来的汝南地委联络站),由刘茂林主持该站工作。

4月底,傅子英揭发张鹤亭曾于1928年叛党,并出卖过组织和革命同志。郭子清立即向省委报告,省委决定撤销张鹤亭中心县委书记职务,由郭子清主持中心县委工作。8月底,郭子清调离汝南,省委派方德鑫任汝南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共汝南县委书记。

汝南党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到了1939年8月,全县先后建立三个中心区委和十多个分区委。中心区委有:马乡中心区委,赖鹏、张子明先后任书记;和孝中心区委,张绍英任书记;西洋店中心区委,韩景隆、张文华先后任书记;分区委有:北马乡分区委,陈新、张万彬先后任书记;南马乡分区委,赖鹏(兼)任书记;官庄分区委,霍德轩、王英才先后任书记;双羊屯(傅寨)分区委,张万金任书记;和孝分区委,赵春生任书记;代塔分区委,褚效孔任书记;常兴分区委,李国贤任书记;西洋店分区委,张国和任书记;万金店分区委,徐肇东任书记;杨埠分区委,王林德任书记;王岗分区委,张东林任书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汝南党组织发展最兴旺的阶段,全县共成立了上百个党支部,党员800多人,是当时汝南中心县委所辖各县中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三、党组织带领汝南各界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汝南县是豫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国民党河南第八专员公署所在地,距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仅百公里。因此,中共河南省委对汝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汝南各界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初期,在开封、武汉等地求学的刘清波、谢延祥、马鸿谟、唐滔默、游志昆、左鸣皋等回到家乡,成立了汝南青年救国团,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党部备了案的合法的抗日群众团体。1938年春至1939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豫南特委不仅加强对国民党河南第八行政公署和专员张振江的统战工作,营造抗日救亡的良好环境。同时,还先后派王恩久、刘子厚、徐照东、李天铭、郭子清等同志到汝南帮助工作,并参与青年救国团的领导,青年救国团迅速发展壮大。他们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走向街头、学校和农村,张贴抗日标语,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日剧目,发行抗日书刊,声讨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民众欢迎。后来,青年救国团由城镇发展到农村,成员由学生、知识分子扩大到农民、手工业者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组织不断发展。县设总团,马鸿谟、章振洲、谢延祥、游志昆等先后任负责人,下辖十几个分团。如张万寨、王岗、白龙王庙、马乡、官庄、老君庙、殷湾寨、汝宁中学等处,都设立了分团,团员达5000多人,成为当时党领导的与联庄会、自卫队同样有力的抗日群众团体。其中,殷湾寨青年救国团由知识青年李伯安、李静如、陈兆凤、李伯琴等发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李伯安、李静如相继讲话,阐明了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有四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的国家,现在祖国正遭受日军侵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热血男儿都应该参加这个爱国组织,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会议主持人陈兆凤、李伯琴要求所有成员要积极参加团内各种活动。殷湾寨青年救国团设有办公室、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职责明确,相互配合。宣传股选拔有特长的团员,分别组成宣传队、歌咏队、壁报组、漫画组,在留盆、玉皇庙、小王桥等地进行宣传,揭发日军侵略罪行,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此期间,中共河南省委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等上层统战关系,派着名作曲家马可和开封光明话剧团先后来到汝南进行抗日演出。马可亲自在青年救国团总部教唱他创作的《武装保卫大河南》等抗战歌曲,并很快在汝南城乡传唱开来,整个汝南大地到处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黄河颂》等抗战歌声。中共河南省委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将光明话剧团团长林亮和化名为李游、李击、李战、李术等进步学生派驻汝南,分别任国民党八区(汝南)政训处宣传科长、秘书,以合法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个话剧团是中共河南省委组织的一只精干的宣传团体,团长林亮和指导员杜达均为共产党员,团员多系河南大学、开封女师、豫中和开封中学的进步学生,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话剧团在汝南演出了大量抗日节目,对汝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在中共汝南县委的领导下,青年救国团始终站在汝南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面,他们还利用自身庞大的青年团体,积极配合汝南各级党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联庄会。至1938年底,马乡、郭楼、兴旺店等地的联庄会组织已掌握数千条枪支,他们带领联庄会员站岗、巡逻,保卫自己的家乡,并在斗争的实践中先后为汝南党组织输送数百名先进分子,为延安抗大、竹沟教导大队和新四军输送了一批先进青年。

此间,中共汝南县委积极贯彻省委和特委指示,号召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各种统战关系,因地制宜,举办各种培训班宣传党的政策,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38年初,汝南汝宁中学女教师宋映雪创办了妇女救护培训班,培训学员10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做救护工作。一支支由女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活跃在城乡各地,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共汝南县委利用与国民党汝南专员张振江的统战关系,不失时机地掌握了国民党八区政训处主办的刊物《民则旬刊》,并以国民党河南省八区巡回政治督导宣传团的合法名义创办了《宣传旬刊》,这实际上是中共汝南县委的机关刊物。同时还利用私立汝宁中学的名义创办了《抗战生活》,以上三个刊物都是由中共党员担任编辑。中共党员利用这些合法的宣传工具转载党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新中华报》、《中国青年》和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出版的《小消息》报的内容,大力宣传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主张,有时也自编一些抗日的诗词、歌谣、漫画、通讯、消息、评论等,分寄各地,鼓舞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民则旬刊》第15期刊载一首新诗——《汝南!怒吼吧!》:

汝南!

你是豫南的心脏,

八区的肺腑,

现在你已和敌人相距咫尺,

孑然的站到国防的最前线了,

你的责任和使命是如何的

重大且艰苦啊!

汝南!怒吼吧!

汝南!

你历史悠久的古城,

时代轮回的环节,

我告诉你——

现在敌人已在离你不远的信阳、淮阳,

你的四邻正在进行着——

烧、杀、奸、掳了。

汝南!你最极急,最前进

做救亡抗敌——运动的汝南哟!怒吼吧!

汝南!

怒吼吧!

抱着你几十万生气勃勃的孩子,

擎着你几多的战利器——

镰刀、锄头、鸟枪……

总动员,

全面!

庄严伟大的站到——

天中之侧,汝水之旁,

聚精会神的,准备着给敌人

一个迎头痛击的致命创伤吧!

这些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宣传作品,对于鼓舞人心、振奋抗日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从精神、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同时,也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为以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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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

汝南抗日武装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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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开展对国民党汝南专员张振江的统战工作

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迁至竹沟后,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把积极地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重要议事日程,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委统一战线委员会,统战委员会由彭雪枫任主任。为了尽快打开统战工作局面,彭雪枫主持召开了由豫南特委搞统战工作的有关同志和统战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上,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特别着重分析了豫南的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实力派的情况。他指出:豫南各地的国民党驻军,多系冯玉祥西北军旧部,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在他们内部,不仅有我党同志在工作,而且还有不少爱国将领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政策日益不满。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彼此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些都是我们开展统战工作极为有利的条件。会后,在彭雪枫的主持下,对统战工作的范围和重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了巩固竹沟东部,创造抗日救亡的良好环境,统战委员会制定了一个以争取国民党驻汝南河南八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振江为对象的统战计划,并指定王恩久去做张振江的统战工作。

王恩久,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璜洞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毕业于开封政法学校,后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历任甘肃省西路军总司令部少将粮秣总监,并先后出任甘肃省国民党红水县、民勤县、隆德县县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先后到中共察哈尔联络局、豫鲁联络局从事统战工作。1938年春,奉周恩来指示到达竹沟继续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张振江,原籍周口市西张埠口人。毕业于河南陆军测绘学校,曾任西北军孙连仲部少将参议。后离军从政,1938年出任河南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是一个严守旧道德的正派人物。

王恩久和张振江同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并早已相识。通过王恩久的有效工作,很快与张振江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在张振江的支持下,汝南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剧团等群众抗日团体纷纷建立。特别是青年救国团,在共产党员马鸿谟、游志昆、张子明、赵文衡等领导下,最多时总团下属达14个分团,5000多人,遍及汝南各个乡镇和学校,并创办了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刊物——《民则旬刊》,编辑部设在汝南信义中学,聘请马鸿谟、戚明伦等共产党人担任编辑,该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汝南地区的喉舌。当时的刊登内容除全国抗战消息外,有相当部分是从党中央出版公开刊物《解放》、《新华日报》和中共河南省委出版的《小消息》报摘录的。通过这一公开合法的地方刊物,大力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抨击顽固派倒行逆施的行为,对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及汝南地区抗日群众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开封失守后,由共产党员林亮带领的光明话剧团,一路经淮阳、西华宣传抗日到达汝南。张振江积极支持该团活动,给每个团员做了一身制服,请团员们给汝南保安大队讲话,教唱抗日歌曲。任用团长林亮为保安大队政训处的宣传科长。林亮任宣传科长后与政训处副主任魏铭周(中共党员)向张振江建议成立第八行政区巡回宣传团,当即得到张的支持。宣传团建立后,由魏铭周兼任团长,团员多为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这个宣传团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宣传组织,当时不少外地派到汝南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曾利用它作掩护,进行宣传和组织建设工作。

1938年冬,竹沟地区匪患猖獗,这些土匪除抢掠财物外,竟肆无忌惮地枪杀外地来竹沟学习的抗日进步人士。为了清除匪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竹沟地区的社会稳定,河南省委派王恩久赴汝南与张振江协商请其派兵协助剿匪。张当即允诺,遂派一个保安大队赴竹沟,并让政训处夏德琴处长同往,借以观察竹沟地区发动群众抗日的情况。保安大队到达后,受到竹沟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即投入清剿战斗。中共竹沟地委(1938年12月由豫南特委改称)的负责同志张旺午、娄光琦和姜宗仁率留守处部分武装和自卫队与汝南国民党保安大队进剿磨角棚山寨之匪,击毙豫南自治军独立团团长毛新友,活捉另一凶残匪首王锁及部分土匪。并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要求,依法逮捕了勾结土匪、残害百姓的反动劣绅赵崇武等人,基本肃清竹沟附近的匪患,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由于各级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得到了张振江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他不但大力支持汝南地区共产党组织各项抗日救亡活动,而且把他的侄女张淑景、妻侄冷新华(1、冷新华,河南省商水县人,1911年出生,1937年8月参加革命,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等职。)送到新四军部队,同时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反共行径。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五战区密电张振江“相机缉拿共产党负责人朱理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政委)归案……”(2、1939年10月12日胡服《对豫鄂根据地的工作布置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载《抗战时期的竹沟》第73页,河南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他没有执行。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确山惨案,在顽固派武装攻打竹沟,惨杀新四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指战员、伤病员家属的两昼夜激战中,张振江拒不执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要他派兵进攻竹沟新四军的命令。

其间,汝南作为豫南的政治、文化和物资中心,对于竹沟地区在物资上也给于了大力的支持。如中共中央中原局印刷厂建立后需要印刷设备,汝南县委通过关系购置了两台印刷机和铅字送到竹沟。此外,竹沟地区所需药品和文化用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汝南县委购买的。当时购买这些物资,如果没有良好的统战关系是办不到的。因此,各级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保证了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

二、汝南抗日武装的建立

1938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豫北已全部沦陷,中原已成为抗战前线的军事形势,详细讨论了河南党的工作,规定了中共河南省委总的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在加紧开展党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来准备和发动河南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了“为创建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号召全省3000万同胞“在保卫家乡,保卫河南,保卫中国的口号下……自愿地武装起来,目前应立即组织成200万抗日联庄队或抗日自卫队”,在这200万中,“组织10万有政治觉悟、技术纯熟、武器整齐的基干联庄队或自卫队。以便敌人来时迅速转变为游击队”。从1938年起,党就陆续派一些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员,先后打入国民党政权机构,以合法身份和名义发动群众,控制地方武装,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冬,中共汝南县委在领导抗日群众团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号召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县范围内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联庄会,为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联庄会提出“联庄自卫”、“抗日保家”等口号,反对畏惧逃跑,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联庄会以青年救国团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健全了组织,制定了各项规定。如“枪不离人,人不离枪”,解除群众怕拉壮丁,怕收枪支的顾虑;“互救互助,战胜灾荒,武装自卫,保卫家乡”,解除群众怕外出打仗的顾虑。联庄会还对土匪进行匪枪登记,实行新的政策:“参加联庄会不究既往,若继续为匪,则坚决剿除”,从而分化瓦解了匪众,稳定了地方治安。另外,还提出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枪口一致对外,减少阻力,防止摩擦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和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群众利益,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联庄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以白龙王庙(今平舆)、官庄、马乡一带的联庄会较有声势,掌握长短枪数千支。赵文衡在城东南白龙王庙一带,以汝宁中学分校为据点,以青年救国团积极分子为骨干,组织和领导了联庄会,并在联庄会里组织了自卫队。联庄会还在各地建立了更棚和巡逻队,由党组织选派一些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同志领导巡逻队和联保武装进行巡逻放哨,维持地方治安。对破坏抗战,企图把持政权和乡保武装,准备投敌当汉奸的顽固派,党组织就利用合法斗争,团结各阶层力量,给予揭露打击。当时,打击了官庄姚孟杰、刘灿章等地主当权分子和企图当汉奸的张希贤,揭露了常兴王德元准备扩充力量,等日军过来当汉奸的阴谋。通过这些活动,安定了社会秩序,维护了群众利益,发展了抗战形势。

三、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猛烈发展,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严重威胁着敌人后方。这时,侵华日军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对国民党便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且把军事进攻矛头指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大肆反共。于是,投降分裂活动日趋频繁,摩擦事件不断发生,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国民党汝南县党部书记李澄清在河南省党部派驻汝南的党务专员刘景健唆使下,在《汝南日报》上刊登反共文章,制造舆论,欺骗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大肆攻击和诬蔑。青救团、民先队等抗日群众团体,先后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联庄会、自卫队也被视为“通共”、“赤化”,而横加限制和破坏。中共汝南党组织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充分利用了温(以温其亮为代表)、李(以李敬斋为代表)两大家族的矛盾,联合了能为我所用的温家,与当时十分顽固的李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8年底,中共汝南县委派胡泽民帮助温雁影通过其族兄弟温其亮(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的关系,当上了国民党汝南第四区(马乡)区长,胡泽民任区署会计。胡泽民以合法身份,掌握经济大权,使党有了活动经费,而且便于外出联系,秘密进行党的工作。中共党员唐适宇(唐昭昆)任区署录事(后任联保主任),还有一位中共党员唐楠,也在区署任职。当时的中共马乡区委书记张绍英和张子明经常找温雁影谈话,商讨抗日救亡宣传事宜。全区15个联保中,有6个联保主任是中共党员,即臻头河的张复周、三桥的曹灿、常兴的闫闻远(闫瑛)、双羊屯的唐适宇、和孝的吴仲选、沙口的余三鉴(余鸣皋)。在李家反动人物李崇武统治最严、反共最凶的城东地区,也有一些联保主任是中共党员担任的,如平舆的张国和、杨埠的姚玉衡、万金店的张金西、西洋店的曹子灵、东辛店的冯子平、兴旺店的孙行远等。这时,全县有20多个中共党员担任联保主任。他们以合法身份举办各种训练班,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一些保甲长和开明绅士,使他们同情和支持抗日活动。此外,共产党所掌握的国民党八区巡宣团,经常到各联保指导工作,使各地逐步贯彻了合理负担,执行兵役政策,实行欢送抗日军人入伍,慰问抗日军人家属等。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在党组织活动地区组织了集体收麦,互助农耕,解决军人家属的生产困难。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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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共汝南地委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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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汝南地委建立前后汝南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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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沟抗日根据地与汝南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汝南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与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汝南也是以竹沟为中心的中原抗战战略支撑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竹沟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艰苦斗争创建的鄂豫边红色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地处桐柏山区腹地。抗战爆发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军独立团,之后经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谈判,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部队奔赴前线后,为照顾抗战家属和伤病人员,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总参谋长叶剑英与国民党军政部协商并报请蒋介石面允,在竹沟设立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竹沟留守处的建立成为中共党组织在国统区的一个合法机构,为发展抗日武装和恢复壮大中共党的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党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河南省委十分重视竹沟抗日基地的存在和发展,先后派彭雪枫、林凯、方毅、张震等大批的军政领导到竹沟开展工作。1938年6月,徐州、开封相继失守,中共河南省委机关迁到竹沟,中共河南省委通过在竹沟举办党训班、创办教导大队等各种训练班,为全省和抗战前线先后培训党、政、军骨干近4000多人,并往前线输送数批武装力量,竹沟成为了河南的抗战司令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刘少奇(化名胡服)任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领导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机关亦设在竹沟镇。中原局建立后,在刘少奇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原抗战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原局所在地竹沟地区成为中原抗战的重要基地和战略支撑点。中原局和新组成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在竹沟继续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为中原地区培训县、区级干部,继续开办军政教导大队和各种专业训练班,为前线和国统区培训军政骨干,并不断向前线输送骨干部队,先后开辟了豫皖苏、江北、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同时创办了报纸和印刷厂,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竹沟当时被誉为中原地区的“小延安”。

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共汝南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领导和带动作用。汝南县城距竹沟仅一百多华里,汝南又是国民党河南省第八专署所在地,是豫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汝南革命斗争局面的好坏和国民党河南第八专署政治态度的向背,也直接影响到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中共豫南特委(后称竹沟地委)、河南省委、豫鄂边区党委和中原局都十分关心、重视汝南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38年春,汝南的中共党组织关系由湖北移交给河南省委,隶属中共豫南地委,豫南地委先后派王铎、邹树、王若波、奚亦明、戚明伦等党员骨干到汝南工作,恢复建立了中共汝南县委。翌年,为加强汝南党的领导,省委又派郭子清到汝南县委工作,以汝南县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汝南中心县委,负责指导汝南、新蔡、上蔡、正阳、沈丘五个县的工作。1939年8月,省委又派方德鑫到汝南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汝南县委书记。此间,中共汝南县委认真贯彻执行省、地委指示,汝南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三个中心区委和十多个区委,党员发展到600多人,是当时竹沟地委所辖各县党员数量最多的。同时依靠竹沟抗日根据地,汝南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亦如火如荼,中共河南省委先后从竹沟、开封等地动员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各类骨干到汝南宣传发动群众,省、地委领导同志王恩久、刘子厚等都曾亲自到汝南帮助工作,创办抗战刊物,组织青年救国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当时青年救国团就有十几个分团5000多人,成为河南国统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县。特别是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对国民党河南第八区专员张振江成功的统战工作,不仅推动了豫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巩固稳定了竹沟抗日根据地的东部环境,而且对于汝南县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中共汝南党组织对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汝南县委、中共汝南中心县委从1938年春到1939年秋,不断向竹沟输送青年参军,并将筹措到的武器送到竹沟,壮大了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武装力量,包括1939年10月,刘少奇率领竹沟新四军部队经汝南东进豫皖苏敌后,中共汝南县委每次都全力以赴,为保证东进部队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竹沟抗日根据地地处国统区,留守处人员物资保障较为困难,根据省委、地委指示,中共汝南党组织积极努力,想尽办法为根据地采购并运到竹沟,如药品、纸张、粮食等,就连中原局印刷厂的四开印刷机和铅字等印刷设备也都是中共汝南县委通过各种关系购置后送到竹沟根据地的。

二、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汝南形势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以政治反共为主,军事反共为辅的方针。会后,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陆续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对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活动“采取严格防制政策”,即使“发生磨擦”,“亦应无所避忌”。

1939年春,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推行蒋介石的“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打击。在此之前,共产党在河南建立的抗日武装,大多是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共同建立或经国民党地方政府同意建立的,具有合法的地位。国民党顽固派为全面“处置”共产党和消除共产党在中原以及豫鄂边的抗日武装制造借口,采取将与共产党有联系、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地方官员“调离”等手段,使这些武装失去“合法”性。根据国民党密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规定,这些不“合法”的抗日武装,将以“破坏统一战线”、“未经事前呈准备案,而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的罪名,遭到当地驻军“不得有误”的“随时派兵解散”,或“依照法令,随时随地予以处分而纠正之”。

汝南是国民党八区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所在地,是豫南地区政治、经济斗争的中心。1939年3月,为加强对平汉铁路以东各县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中共竹沟地委在汝南建立中共汝南中心县委,负责汝南、上蔡、新蔡、沈丘(今属周口市)四县党的工作。中心县委机关和汝南县委均设在汝南城内,政治斗争比较集中。

1939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共趋向日益明显,汝南局势开始逆转。国民党、三青团和其他派驻汝南的军统、中统特务,以及军警特的便衣人员,都四出活动,无孔不入,采取种种卑鄙凶残的手段,妄图破坏汝南党组织。他们大造“马乡赤化”的反革命舆论,并派人监视区长温雁影,迫使温雁影于7月辞职,该区担任联保主任职务的中共党员,也陆续被撤换或被迫辞职,汝南党组织面临严峻考验。

1939年秋,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经他们批准备案的所有合法的抗日群众团体,并查封了群众团体创办的抗战刊物《抗战生活》等。这时,设在汝南城内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军统“8”号秘密电台,在特务头子钱东桥、陶景亮控制下,奉命秘密监视中共统战对象、八区督察专员张振江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侦察汝南党组织的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竟然决定由政治反共进入军事“剿共”,随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纠集地方反动武装,突然袭击竹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确山惨案,汝南中心县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为使党员作好应变的思想准备,对党员进行了革命前途和气节教育;对于已经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注意的和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进行分散隐蔽;党的领导机关和交通网络,往农村转移、分散;原来活动比较多的据点(如汝宁中学),也主动撤出;加强秘密联络点“天孙斋”笔庄的工作。同时,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时刻掌握情报,密切注视动向,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进攻做好准备。

由于形势不断恶化,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中共汝南县委决定:把一部分愿意去敌后的青年党员组织起来,采取各种办法取得武器,武装通过蒋管区,去新四军彭雪枫支队,并在出发时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一部分年老或较可靠、又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分散隐蔽或另立支部,指定新的区委领导,以便长期潜伏,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对部分动摇分子,则坚决清洗。中共汝南中心县委书记方德鑫和县委宣传兼组织部长马鸿谟立即分头下乡,传达县委的决定。

1940年初,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在西华召开汝南、豫中等地党的负责人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集中七大代表到延安和省委关于保护撤离红色干部决定,方德鑫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方德鑫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对武装通过蒋管区的计划作了修改。根据上级党委指示,中共汝南中心县委把所属党员分别建立支部,严禁发生横向联系。为了对党员进一步加强教育,中心县委宣传部编印了秘密刊物《曙光报》,向表现好的党员散发,鼓舞他们坚持革命到底的信念。同时,汝南中心县委在汝南金铺乡建立了中共上蔡县区委,负责领导上蔡县党和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张惠川任区委书记。

三、确山惨案的发生和汝南地委的建立

竹沟抗日根据地在中原抗战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切齿痛恨,早就想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1939年9月,蒋介石加强了反共分裂活动,中原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9月15日,刘少奇率徐海东、刘瑞龙从延安第二次到达竹沟后,即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精神,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和当前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各地党政军机关和武装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反击顽固派的进攻。由于形势险恶,刘少奇果断决定将中原局一分为二,撤离竹沟。刘少奇去华中敌后领导豫皖苏、鄂豫皖及苏北地区工作;朱理治到豫鄂边领导鄂中、鄂西北党委及河南党的工作,并决定将竹沟地委、豫西省委合并,恢复河南省委,仍设在竹沟,鄂中区党委、鄂东地委并入豫鄂边区党委,朱理治任书记。

在撤离竹沟前,刘少奇作了《国民党反共高潮必然到来,我们如何应变?》的报告。报告指出,竹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到来,必须实行战略转移,以避免更大损失。他要求大家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长期准备,并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以迎击即将来临的反共高潮。

1939年10月9日,刘少奇率中原局及徐海东等在内的干部大队、教导队学员300多人,离开竹沟,当夜住宿在汝南城南关小南海(现汝南园林学校藏书阁),然后奔赴豫皖苏边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10月18日,朱理治率省委机关、教导大队和部分武装600多人,由竹沟赴豫鄂边区与李先念等会合。11月3日,刘子久到竹沟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在刘子久安排部署第三批留守人员撤离竹沟时,国民党顽固派于11月11日集中1800多人,悍然发动了对竹沟的进攻。12日,竹沟部队伤亡已达70余人,弹药消耗殆尽,与外界联系中断,情况非常危急,省委当即决定,在敌军停止进攻、等待援军之机,于当夜突围。12日夜,刘子久、王国华等率领干部、战士500余人,在留守处参谋穆学礼、竹沟县委书记姜宗仁带领的两个班和竹沟青年队的掩护下,分三批从西寨门突围。中共党政军机关突围后,竹沟遂遭顽军血腥屠杀和抢掠。留守处掉队人员、未及撤离的伤、病、残人员、新四军官兵家属及抗日民众200余人被惨杀。“确山惨案”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奏。它不仅使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豫鄂边区的游击战争失去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确山惨案”震惊了全国,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1939年11月18日,刘少奇、彭雪枫向党中央报告了惨案的情况,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向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严惩凶手。12月25日,朱德、彭德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国民党“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抗日军民讨汪大会上严正指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新中华报》、《解放》等杂志也都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号召全国人民与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坚持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确山惨案”后,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东和鄂中党的工作。

1940年初,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放弃坚持竹沟地区公开斗争的设想,撤销中共竹沟地委,建立中共汝南地委。1940年2月,中共汝南地委正式建立,原汝南中心县委书记方德鑫任书记,原竹沟地委书记王景瑞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地委辖汝南、正阳、确山、上蔡、新蔡、罗山六县。地委机关先后设在汝南县城、老君庙闫寨、正阳小黄庄和确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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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汝南党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的艰苦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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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党顽固派对汝南党组织的破坏和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打击

确山惨案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在中原地区制造的第一起震惊中外的政治惨案,也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置民族利益于不顾,长期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

汝南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确山惨案后,积极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六中全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精神,完全不顾民族利益,配合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把反共当作汝南地区第一要务,千方百计打击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势力。“公开号召反共,压制任何抗日活动,阶级的矛盾超过了民族矛盾。”(1、1940年7月2日《方德鑫关于汝南地委工作报告》载《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汝南国民党顽固派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方法是:(一)制造反共的恐怖气氛,宣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所谓罪恶。国民党地方政府成立所谓抗敌宣传队,专门宣传反共反八路军的谣言,同时公开调查汝南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恐吓中立分子及共产党的同情者,以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目的。特别是在确山惨案前后,国民党上层的反共密令一次又一次地向下级传达。联保处主任、保甲长、反动地主在农村中传播国共快分裂了,当共产党将来要抄家等舆论在汝南各界广为宣扬。确山惨案以后,反共的恐怖气氛更加严重,加上地主豪绅恐吓,不仅民众以至同情者,就是当时党内有些同志也是草木皆兵。在这种反共的氛围中,使许多过去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不敢与共产党接近。甚至包括一些过去曾与共产党有着良好关系的统战对象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甚至立场右移。(二)清涮在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中的共产党员。由于过去国共合作抗日,党不够注意秘密工作,所以在各级政权机关和教育机关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暴露。确山惨案后,国民党顽固派要求各级行政机构,凡是发现或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全部从政权机关中驱逐。在此期间,汝南县国民党各级政权中的共产党员就有2个区长、12个联保主任被撤换。(三)限制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一切活动。根据中共河南省委会议精神,中共汝南地委为应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行径,大的公开群众活动就不再举行。确山惨案后,顽固势力更加严厉地限制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解散了各种抗日进步团体。汝南青年救国团团员数千人,团员遍布汝南城乡各地,是当时豫南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也被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代之而起的是国民党党部包办的所谓农会、工会、妇救会等有名无实的所谓群众组织。为压制抗日力量,国民党不断强化其反动统治,采取开办党政干部训练班、青训班等方式专门培训反共骨干及特务人员,参训人员被强令集体加入国民党,结业后充实到基层,任联保主任、保长等职,成为顽固势力反共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三青团组织,加强对青年的反动思想统治。(四)国民党顽固势力派特务、反共分子撤换和替代不积极反共的政府官员。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在确山惨案后,先后在汝南周边建立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联防办事处和新(蔡)、正(阳)、息(县)、临(泉)四县联防司令部,专司反共事宜,国民党社会部还组建了特务组织伏牛工作团常驻豫南,并在汝南设立分支机构,负责侦察和破坏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在汝南城内设立的“8”号秘密电台,对汝南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监视和侦察更加频繁。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顽固势力的打压下,一些共产党员被迫离开所在机关和学校。汝南的信义中学、汝宁中学曾是汝南抗日救亡的最活跃的地方,确山惨案后,这里的大部分进步教员和共产党员被辞退,换成了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汝南马乡等地一些进步的乡镇长和联保主任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换掉,派去反共分子担任。(五)利用国民党保甲基层政权打击共产党力量。国民党地方基层顽固势力多为土霸、劣绅,他们一方面利用增加地方赋税直接打击农村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更为险恶的是“经常以抽壮丁的方法打击我们,在汝南的党员抽壮丁的有六十人以上,因抽壮丁不在家的也有几十人以上,这个形势还在严重。在农村因抽壮丁而断手的很多,在党内也有三个把自己手指用刀断了。因抽丁逃亡而连累家属坐监的更是很多。”(1、1940年7月2日《方德鑫关于汝南地委工作报告》载《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汝南的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势力一方面加紧对汝南共产党组织破坏,另一方面加强对未沦陷区人民的统治,特别是对教育和文化界的统治和封锁。首先,在教育行政系统,主要教育行政官员全部由中统和三青团成员担任。汝南国民党河南第八专员公署教育局公开通令清洗异党,各学校教员中若有异党不被清除,就处分校长。同时,在教员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明确规定凡是没有经过三青团训练的不准当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若不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者就要受到攻击,甚至取消教员资格。其次,对学生亦是严加控制:“(a)加紧考试和课程,各学校经常每日六时或七时,有些学校(如百泉师范)每日八小时课,还没有星期日,使学生陷死课本里。(b)不准学生看进步书报,只准学生看托派叶青等所出之杂志和小册子,连‘全国抗战’之类的杂志学生都不能看。(c)绝对不允许学生组织任何组织。(d)大量发展三青团员。”(2、《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甚至学生三五人同行外出游玩或在一起谈话,不是遭受干涉即遭特务老爷跟踪,而箱子行李则时遭秘密检查。”(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1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当时,汝南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所辖地区共有14个中等学校,有学生2500多人,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被迫加入三青团。其三,对教员、学生进行反共思想教育。一是在教育系统大量印发反共刊物,严格禁止抗日进步书刊流入学校。二是“对左倾的学生教员,从送西北劳动营到公开逮捕”,“大量吸收学生投考干训团和中央分校”(2、《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为其培养反共骨干,“三青(团)在汝南成立‘青年食堂’、‘青年书店’(贩卖反动刊物),发起青年演说竞赛,文字竞赛,发奖模范青年,……等”(3、《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各学校在国民党反动政策统治下,弄成一个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抗战味道的,确是充满反共的气味的学校。”“但是,由于环境及其他原因,特别是抗日、正义,国民党虽然统治厉害,但也有一些进步学校和教员来抗抵这一逆流。”(4、《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汝南县城有一个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年近六旬的老人,在县城推销《新华日报》,顽固分子经常威胁不让其卖,但他不理睬。后来,顽固分子把他抓起来关押一个多月,他就直问关押他的人:“《新华日报》是在国民政府门口出的,国民政府教(叫)出版为什么不教(叫)卖!”他被放出来后仍继续卖,并为订报者保密。“新华日报在这位老人坚持下,现在还推销五十份。”(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0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打击进步和同情抗日的地方官员,是顽固势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又一反动行径。抗战爆发后,豫南党组织在河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促进了豫南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对于发展共产党的抗日力量,保存和发展竹沟抗日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此,国民党顽固派早就心怀叵测,经常上书国民党中央对其进行攻击。因此,确山惨案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曾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同情抗日的地方官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打击迫害。国民党第一战区军统设在汝南的组织,秘密监视国民党河南八区督察专员张振江,并迫使他下令解散汝南的抗日群众组织和停办进步刊物,清退有嫌疑的进步人士。同时,还有一些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联保主任、保长,也因曾同情支持抗日救亡活动被撤职,甚至被捕入狱,整个豫南地区笼罩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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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汝南地委整顿和巩固全区党的组织

汝南地委成立后,即按照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把整顿和巩固党组织作为全区的基本任务。(一)加强党员和干部教育,进行组织整顿。汝南地委和正阳、确山、新蔡等县先后通过开办小型训练班和与个别干部谈话的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形势与任务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秘密工作纪律教育以及对敌斗争的策略教育。地委还油印了秘密刊物《曙光报》,不定期的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宣传教育。汝南地委在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的同时,对县区组织进行考察整顿。地委书记方德鑫以汝南中心县委为重点,对汝南县委进行全面改组,将政治上有问题的县委主要领导和两名委员开除出党,将20多名有重大问题的党员清除党外。对新蔡县委进行补充加强,调张昕任新蔡县委书记,并把汝南东部西洋店区委划归新蔡县委领导。调汝南和孝区委书记刘茂林到上蔡县负责。王景瑞负责确山、罗山和正阳的组织整顿,撤销了正阳县委两名思想消沉的县委委员职务,提拔李青山为县委组织部长,李凌云为县委委员。(二)洗刷异己分子,纯洁党员队伍。1938年春至1939年底,由于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各地在发展党员工作上存在培养教育时间短、入党审查不严格、入党手续不健全等问题,有时采取和平发展党员方式,只要同情抗日就可以参加党组织,甚至存在“拉夫”式的党员,结果造成部分阶级异己分子进入党内。1938年间,豫鄂边区委曾指示各县党组织可以派坚强的共产党员经组织批准参加三青团,以便打入国民党内部做工作。但是,汝南县委在执行这一指示过程中,不认真考察,草率地允许一部分共产党员加入三青团,结果留下隐患。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有些人就动摇变节,有的变成了真正的三青团成员。中共汝南地委在认真检讨、总结这些教训的基础上,决定依靠骨干整顿基层支部,确定洗刷标准,对混进党内的危险分子和同路人进行洗刷,以纯洁党员队伍。按照地委要求,全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两次洗刷。第一次以洗刷危险分子为主。第二以洗刷同路人为主。全区共洗刷党员300人,仅汝南一个县就洗刷150多人。但由于受当时客观形势的影响和缺乏正确的估计,在洗刷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扩大化问题,仅汝南马乡一个区委就洗刷60多人;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过于谨慎问题,使一些应该洗刷的分子没有洗刷出去。但从整体上对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保护调动红干部,保存革命力量。红干部就是已公开暴露的中共党员干部。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迹象日趋明显,当时中共汝南中心县委就对已经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注意和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进行分散隐蔽。汝南地委成立后,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张旺午亲自到汝南布置和检查组织整顿和输送红干部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地委还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一时不能撤离的又不能在原地坚持工作的红干部进行异地调动。汝南县委大部分成员及七个区委干部、正阳县委书记和一个县委成员以及罗山、新蔡、确山等县区委干部进行了相互调动。对一部分既不能撤离又不能调动的人员,暂时安排隐蔽,以待时机。(四)改变领导方法,加强秘密工作。确山惨案发生后,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各级党委调整和改变领导方法,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住在乡村,面向城市”,实行分散领导。中共汝南地委按照省委的指示和要求,提出了“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建立一个精干的有战斗力的秘密党组织”的工作方针。1940年春,局势日趋恶化,汝宁中学这个基地已不能利用,马鸿谟家也不能再设地委机关,地委书记方德鑫带领地委机关只能经常转移住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地委决定,将地委机关迁到县城西南老君庙闫寨胡泽民家。胡家是汝南着名的大地主,胡的妻子是袁世凯的侄女,胡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当地人称“胡三少”,他家的深宅大院便于掩护地委机关。地委还让胡泽民在赵阁开办大曲槽坊,安排上级派来的汝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凌云当“账房先生”,地委书记方德鑫和其他领导经常在此活动,指导汝南、上蔡、新蔡等地党的工作。同时,地委还让胡泽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与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有交往的有利条件,搞好统战工作,及时掌握情报。

1940年5月,中共汝南地委书记方德鑫奉命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王景瑞任地委书记兼正阳县委书记,肖章任汝南中心县委书记。按照地委分工,肖章接替方德鑫,负责指导汝南、上蔡、新蔡三县党的工作。在工作上继续实行分散领导、分片负责的方法。

1940年8月31日,由汝南党组织以合法名义主办的抗战刊物《宣传旬刊》被顽固势力强令停刊;由汝南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河南八区专署名义成立的政治巡回督导宣传团也被顽固势力强令解散,局势更加恶化。因此,中共汝南地委立即决定:一部分在县城活动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立即转移到农村,割断与城内的组织关系。同时,地委强调组织领导方法是:单线联系,分片负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严格分开。把全区党员划分为坚决的、比较好的、不可靠的和表现不好的三类,分别成立支部,严禁发生横向联系。

1940年秋,经上级批准,肖章、杨安平为中共汝南地委委员,胡泽民任地委秘书。经过几个月的教育整顿和巩固工作,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增强了组织观念,纯洁了党的队伍,巩固了党的阵地,而且为大批撤退干部争取了主动。

三、顺利完成干部撤退任务

1940年2月,中共汝南地委遵照上级指示,将一部分党员干部撤退转移到豫皖苏新四军六支队彭雪枫部,由于转移干部必须经过新蔡,地委派主管汝南中心县委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马鸿谟提前到新蔡县城,住在进步人士任芝铭家,专门负责转送撤离干部工作。从1940年2月到1940年3月,共向新四军六支队彭雪枫部转移输送30多人。因形势紧张,撤退干部都不带介绍信和组织关系,由马鸿谟等签发事先规定的代号为介绍信。撤退干部任务完成后,马鸿谟到彭雪枫部移交干部组织关系,介绍干部情况,协助安排工作。此后,马鸿谟便留在彭雪枫部工作。

1940年10月,蒋介石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在英美劝降和日本侵略者的诱降下,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的蒋介石集团,公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汝南作为国民党河南省八区专署所在地,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汝南成立了以反共分子李崇武为团长、军统特务头子陶景亮任总指挥的“国民自卫团”,专司反共事宜。顽固分子扬言要把汝南地区中共党组织一网打尽,中统特务兼汝南三青团主任王雨生也一再指使叛徒诱捕中共党员。中共汝南地委在汝南城内设立的秘密联络部负责人刘茂林、水屯区委书记孔繁益、原汝南县委书记张鹤亭(当时被清除出党)先后被捕,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刘茂林、孔繁益二人牺牲在国民党监狱;张鹤亭被捕后再次叛变,供出了中共汝南中心县委书记肖章、正阳县委书记王铎、新蔡县委宣传部长吴挺生等人的有关情况,致使王铎和吴挺生被捕。王铎被捕后自首,吴挺生被捕后叛变。面对严峻的形势,汝南信义中学校长彭某等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自首变节。到1941年春,号称豫南中共党员人数最多的汝南县,剩下的党员不足500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电告河南省委: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使党组织遭受损失,并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干部。4月,中共中央又指示河南省委:区委以上的干部,要撤退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掩护干部撤退,新四军五师派团长冯仁恩带领三十七团进驻信阳的肖王店,并向中共汝南地委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撤退干部的指示精神。汝南地委以最快的速度将上级指示精神传达到各县,并把撤退干部作为全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地委决定:县、区级干部以及表现好的干部尽可能全部撤走,自愿留下的好的党员作为继续活动的骨干,将动摇的、不可靠的党员隔离开来,不准发生横向联系。地委还采取适当方式严厉警告叛变自首分子。地委强调,各县县委主要领导人要集中力量抓好撤退干部工作。地委向全区党员提出“离开温暖的家乡,走上革命的战场”,号召党员“过好这一关”。

为有条不紊地做好撤退干部工作,中共汝南地委进行了明确分工:地委书记王景瑞全面负责领导撤退工作,杨安平、胡友禄、李德润等负责确山撤退干部工作,肖章、李凌云、傅子英、胡泽民等负责汝南、上蔡撤退干部工作,张昕、吴友德、任孝棠等负责新蔡撤退干部工作,李青山、朱端甫、王振东、熊克勤等负责正阳撤退干部工作。地县委委员分工后,便深入到各区委、支部,对需要撤退的党员干部分工负责,耐心教育,动员撤离。当时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毅然离开家乡,有组织地奔向淮南,走上新的岗位。也有极少数人或贪恋家庭温暖,或沉溺于新婚生活,或依仗其父兄是国民党要人且存侥幸心理,不听劝告,多次拒绝撤退。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时,有的仓皇逃跑,有的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自首变节,有的被捕叛党。有一些虽然没有暴露但也沉默下去,脱离了党的组织。

在撤退干部的过程中,中共汝南地委和各级党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保证撤退干部的顺利进行。1941年4月,国民党中统汝南调查室主任许联臣列出要抓的共产党分子胡泽民等30多人的黑名单被汝南地委获悉,地委不断改变斗争策略,进一步加快了撤退干部的步伐。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张旺午亲自到汝南督促指导撤退工作。1941年夏,汝南第一批撤退干部在组织部长李凌云和地委秘书胡泽民带领下,分别撤往豫皖边和信罗边地区。同时,中共正阳县委也将在县城内工作并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撤往临泉和信罗边地区。后因豫皖边形势紧张,往东行不通,而全部撤往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为了保证大批干部的安全撤退,中共汝南地委机关由正阳王楼迁到确山杨店东边的大杨庄,并在李联华家建立了地委接待干部的联络站。不久,地委又成立了信(阳)正(阳)确(山)临时工委,地委指定王振东任书记,李德润、李联华等为委员,主要任务是打通淮南交通线,保证撤退干部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指示,地委决定突破淮南空白区,派朱心明和王治国等渡过淮河、狮河,穿过100多里的日伪统治区,跨过岗哨密布的信潢公路,终于与信罗边区根据地取得了联系。地、县委和信正确临时工委还在正阳县境和淮河两岸设置十多个交通联络站。到1941年冬,汝南地委基本上完成了撤退干部的任务。从汝南地委各县和安徽临泉、阜阳等地,先后撤退到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区级以上干部共有300多人,其中除汝南地委所辖的地、县、区级干部和部分骨干外,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张旺午,中央政治交通张荣斋和豫皖苏区党委所辖的皖北特委的负责人吴浩、李轩、宋孟林、韦振华等;汝南县委应撤退的数十名干部,也基本撤退完毕。

从1941年2月中央部署撤退干部到1941年底完成撤退干部任务,整个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它不仅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也为军队输送了一批干部。中共汝南地委在总结这次撤退干部工作时,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汝南地委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上措施得力;二是得到了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三十七团、豫南挺进纵队和信罗边工委的大力支持;三是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统战人士的热情帮助。汝南地委和县、区委在执行撤干指示过程中争分夺秒,不给国民党顽固派机会。国民党中统汝南调查室逮捕胡泽民等30多个同志的黑名单在及时被我党组织侦悉后,省委组织部长张旺午和汝南中心县委书记肖章当即指示胡泽民同志“三十六计走为上”,并及时将设在胡泽民家的地委机关撤往正阳。共产党员张子明由县城撤到万冢学校以教学为掩护,结果被叛徒刘樊学发现,中心县委书记肖章在危急时刻冒险赶到万冢学校,通知张子明撤离。中共正阳县委委员王振东在县城以教学为掩护,被顽固分子追捕,而王振东先行一步,化妆出城,免遭毒手。在整个撤干过程中,许多党员干部不仅自己积极工作,而且还动员家人和亲属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地委秘书熊克勤不仅动员全家人热情接待撤退干部,而且还发动周围的群众,为撤退干部换衣服、筹集资金,帮助他们化妆打扮等,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信正确工委委员、杨店区委书记李联华除组织全区党员参加接待外,还动员年迈的母亲及新婚妻子为过往干部烧茶做饭。肖店共产党员闫伯元以联保主任身份,在邱湾、闫湾掩护干部过淮河,并且将被叛徒出卖的王培然、邱明久等7名共产党员秘密转移到信罗边,又配合新四军五师三十七团参谋长朱芳带领的一个营,处决了信阳三青团特务熊俊峰等人。中共汝南地委政治交通王治国等同志,除参与打通淮南交通线以外,还往返于100多里的日伪统治区,积极做好中央政治交通和省委组织部长张旺午夫妇等人的接送工作。中共确山县委委员胡友禄奉命到信阳县开展工作,在淮南建立了疙瘩堰联络站,并两次亲自穿越信南敌占区护送干部到湖北大悟的白果树湾和新四军五师根据地。特别是在时局最困难时,中央派交通员张荣斋到豫鄂边区传达中央指示和传送密电码,并且必须穿越淮河和100多里的敌占区。为保证中央交通的绝对安全,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亲自找胡友禄谈话,安排他完成这项任务。在整个接送过程中,胡友禄与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安全将张荣斋护送到边区根据地。张荣斋在边区工作一个月后,胡友禄又将他安全送回,经确山上车返回延安。统战人士许尚珍、余旭轩等人,在撤退干部中给予了热情帮助,立了大功。许尚珍不仅与共产党有统战关系,而且与国民党正阳上层人物来往密切。他家既是共产党的联络站,也是国民党地方人士的落脚点,常常是前院接待国民党,后院接待共产党。虽然许家来往人员复杂,但从延安来的政治交通、省委组织部长、安徽临泉、阜阳地区负责人以及汝南地委和各县负责人等,却能在许家安全地吃住很久,然后才安全地转移到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地委书记王景瑞带领两名同志到淮南肖王店接受新四军五师三十七团团长冯仁恩传达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首长关于撤干的有关指示,夜行至欣店,被国民党豫南游击队扣押,王景瑞以许尚珍朋友的名义争取释放一人回正阳报信。许得知后立即找到正阳国民党县长刘万斯写了证明,王景瑞等全部被释放。许尚珍、余旭轩处于信正确边的特殊位置和特殊环境,以其特殊的身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在基本完成撤退干部的任务后,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撤销汝南地委和所属各县县委,地委书记王景瑞调任信罗边工委书记。肖章带领汝南中心县委的一批干部,在淮南县建立了办事处,对外称招待所,肖章任主任,罗振亚任秘书,傅欣为特派员,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接待淮北各县过往干部及家属,并与淮北地下党进行秘密联系。

1941年冬季以后,中共汝南中心县委所辖汝南境内除金乡铺外,实际上都没有党的组织了。全县留下来的党员约百余人,都分散在各地隐蔽,互不联系,已无组织生活。1943年6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汝南境内的党员完全处于潜伏、隐蔽状态。

四、汝南人民在极度险恶环境中为抗战而斗争

1941年以后,是中国抗战历史中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是汝南抗战史极度险恶的阶段。“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强令取消新四军,中共中央对此进行坚决的斗争。然而蒋介石为达到彻底吃掉新四军和其抗日根据地的罪恶目的,又组织中原地区国民党驻军向新四军四师、五师及其开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就在国民党顽固派集结兵力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准备进攻之际,日军为图渔人之利,压迫蒋介石集团投降,于1941年1月25日,突然发动了豫南战役,调集七个师团的兵力分别从信阳、开封、宿县出发,南北对进,合力猛攻,主要战场在豫南平汉路两侧。驻马店地区遭受了抗战以来日军首次大规模的进攻,盘踞在信阳的日军分三路北犯。日军中央兵团在17师团长平林的带领下,沿平汉铁路大举北上,经确山、驻马店,于1月28日占领遂平,30日攻占西平。日军第三师团从铁路西侧经泌阳向舞阳推进,第四十师团从铁路东侧向汝南突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顽军采取退避战术,尽管有部分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而其主力汤恩伯部的15万大军,却节节败退,半个月之内失地14个县,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2月9日,日军因其自身兵力有限,被迫退回原驻地。此役,驻马店地区除新蔡县仅遭到日军轰炸外,其它各县县城均陷敌手。日军攻占汝南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汝南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

日军撤退后,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不思外患,救民于水火,而是继续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军民进行“围剿”和镇压,在汝南接连掀起反共高潮。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虽然汝南区以上党员干部撤往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汝南党的基层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仍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逮捕和镇压。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汝南同时又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从1941年到1942年,河南连续发生了旱灾、涝灾,蝗灾,受灾面积之大,灾情之重,是历史上罕见的。汝南农田大幅减产,百姓多以草根、树皮充饥,卖儿卖女者数不胜数。汝南县城饿死700多人,全县饿死3万多人。其间,地主豪绅乘人之危对穷苦百姓高利盘剥,大放高利贷,利息数倍或数十倍于本金。在汝南农村地主借给穷苦农民一斗粮食来年要还一石,更有甚者,用一斗粮食换一亩良田,但为活命,劳苦百姓只得任人盘剥。1943年,灾情进一步加重,夏季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旱灾。此后,又发生了严重蝗灾,蝗虫密似浓云,遮天蔽日,所过之处,禾苗荡然无存。秋天补种的荞麦,又被突降的早霜冻死,连年的灾害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脑炎、麻疹、伤寒、疟疾等大面积流行,百姓死亡惨重,人口急剧减少。“饿殍载道,哀鸿遍野,易子而食,拾骸作薪”正是当时悲惨情景的写照。国民党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写道:“灾民或结集老幼,环泣求救;或相牵外出,乞食他方……挖尽草根,剥光树皮,淘泥沙,收果壳……人间的惨事,可谓演至顶点。”(1、《驻马店通史》第37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假惺惺地致电慰问,并下发了一批救灾粮款,由国民党河南省委员李鸣仲任赈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些粮款并未发到灾民手中,而被李鸣仲等贪官挪用或贪污。在汝南掌管49顷公田的十九店仓库主任傅伯明,贪污库粮1500余石(约60万斤)。按当时的行情,一石粮食可维持10人生命,1500石粮食则可救15000人生命。因此,当时的《汝南日报》曾大声疾呼:“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15000人罪!”(1、《汝南文史资料选编》第一卷729页)无独有偶,国民党汝南县田赋管理科科长李东光利用职权贪污小麦59000斤。

天灾同时,又加人祸。国民党当局在百姓奄奄待毙之际,不仅不赈灾安抚,却加紧搜刮,农业税的征收改为实物,每亩赋税折小麦9公斤,较灾前加重20%。粮食短缺,造成物价飞涨。抗战爆发前百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可到1943年只能买几个鸡蛋。在这民生凋敝之时,国民党政府还大肆抓丁抓夫,青壮年男子人人自危,连走亲访友之人都难逃厄运。如若逃跑,即遭毒打,甚至枪杀。有些青年害怕被抓走,或刺瞎双眼,或剁去手指,其状惨不忍睹。驻扎在豫南的国民党汤恩伯部,更是欺压、鱼肉百姓。在严重的灾荒情况下,汤恩伯部仍四处搜刮,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所以,民间流传“水、旱、蝗、汤”四大害之说。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动行径和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给广大民众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灾难,汝南县抗日战争和群众革命运动进入最艰苦的历史阶段。但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和反抗精神的汝南广大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同伪顽势力进行顽强的抗击和斗争。同时,撤退到淮南地区的原中共汝南地委领导也一直关注着汝南地区形势的发展,原汝南中心县委书记肖章经常派交通员到汝南收集情报,始终没有放弃对伪顽的斗争。一部分没有撤退的共产党员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

1942年春,汝南城乡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国民党政府内部却发生了傅伯明、李东光重大贪污案。这些人的贪污行为,在全县人民中激起极大的义愤,隐蔽在汝南县的中共党员在马乡、余店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抢粮斗争,救济灾民。同时,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长期受共产党抗日政策影响的汝南国民党部分驻军、抗日游击队、抗敌后备队等抗日武装,面对日军的军事进攻和烧杀抢掠,亦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奋起反抗。特别是在日军发动豫南战役期间,全县军民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1941年1月29日,日军一部由遂平经上蔡迂回,企图从汝南南北夹击国民党军队。经过殷湾寨时,寨公局局长率领民众同庞炳勋部的30多名散兵设下埋伏,将日军击溃。虽然气急败坏的日军又纠集200多人,返回寨内疯狂报复,烧毁民房2000余间,杀死居民12人和数百头牲畜,制造了血腥的殷湾寨惨案,但汝南军民对日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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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军在汝南的暴行

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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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军在汝南的暴行

1940年至1944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先后三次侵占汝南,天中大地逐步沦落敌手,汝南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饱受亡国灭种之苦。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数百姓的家园被摧毁,无数的财产被掠夺,无数的同胞被杀戮,无数的妇女受尽蹂躏屈辱。日军在汝南的暴行是天中儿女血泪斑斑的苦难史,给汝南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1940年农历八月十五下午3时许,日军5架飞机呈“人”字形从王岗镇西南方向飞入王岗镇上空。镇上的群众惊慌失措,四处奔逃。日军飞机从镇东北角掉过头来,对地面进行猛烈轰炸、扫射。顿时,浓烟滚滚,血染黄土,尸横街头,哭声连天。日军飞机轰炸王岗镇,造成李长林一家4口等20多人死亡,10多人受伤,40多间房屋毁坏。

1940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早晨,汝南城关车轮滚滚,牛马嘶鸣,人声鼎沸,这是汝南人民为支援抗战运送军粮的情景。早晨七时许,从县城上空西南方向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潜藏在县粮仓附近的汉奸随即朝空中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日军飞机便向东俯冲而下,把一颗颗炸弹投向送粮的人流中。顿时,爆炸声震耳欲聋,空中硝烟弥漫,人仰马翻,车崩粮散,血肉横飞,房屋倒塌。死者倒地,伤者哀嚎。从早晨7时许至下午4时,敌机对县城进行6次轮番轰炸,县城里墙上地上,血迹斑斑,树枝之上,挂肉垂发,汝河水中,片片殷红,其状惨不忍睹。这次轰炸,百姓死伤百余人,炸毁车辆100余辆,炸死牛驴骡马不计其数,炸毁仓库和民房数百间。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6月14日,汝南县城再次沦入敌手,国民党河南省第八区专署和县政府迁逃新蔡、杨埠等地。日军在汝南设立皇军司令部。汉奸魏甲荣、刘子和、杨玉喜、刘瑛等投靠日军,成立了维持会和清乡司令部等组织。他们认贼作父,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四处骚扰,烧杀奸掳,无恶不作。

1944年6月,日军侵占汝南后,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奸污妇女。日伪当局为了满足日军的兽欲,在城关天爷庙建立了日军俱乐部,俗称色姑院。维持会受其主子指使,强迫城乡青年妇女入院,充当其发泄兽欲的玩物,一个个冰清玉洁的良家女子,被拉入色姑院供日军凌辱。城关胡某年仅15岁的幼女也被强迫入院,因不堪日军的糟蹋蹂躏,入院两夜后逃跑,并身染重病。汉奸刘子和、刘占魁还经常带领日军在街上任意强掳妇女,不论老幼进行奸污。日军在南门里强奸了60多岁的薛某;在旗杆街轮奸了一个12岁的幼女,奸后致死。

1944年7月,日军到老君庙一带清剿,在赵阁抄搜了中共地下党员胡泽民的家,抢走该村耕牛数十头;在温庄打死百姓多人,烧毁房屋数间,抢走一大批猪羊,抓走村民24人。9月,日军把从温庄抓来的24个村民押至县城南门外城河外沿,凶残地对遍体鳞伤的村民乱枪射击,24个无辜的村民倒在血泊之中。

1944年7月,日军窜至北罗店、楚铺一带扫荡。在楚铺,日军抢走了赵兴国家中的全部财物,强奸了于某,抓走村民7人。后来这7名村民在县城东门外有2名被铡刀铡死、5名被大刀砍死。

1944年8月,日军在县城东关山陕会馆门前枪杀百姓4人;在县城北关万人坑乱刀捅死抗日军民11人,活埋1人。行刑时,20多名日军每人端着一把醮水的刺刀,轮番捅刺,受害者血涌肠流,倒地而毙。被日军赶到现场观看的群众,有的掩面而泣,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晕倒在地。

1944年8月下旬的一天,日军在六中操场讲台前(现汝南二高操场)活埋了居民徐云杰和被抓来的17名村民。屠杀前,日军派人挖了4米长2米宽的大坑,并让维持会通知全城居民到场。日本军官讲话之后,由维持会施刑。他们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往坑里扔,随扔随填土。一时间,被埋者及其亲属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日军与维持会人员如狼似虎的嚎叫声,震憾汝南古城。当日军和维持会的人员押着6名陪罪者离开刑场时,人们潮水般扑向刚刚填平的土坑,用手使劲扒土,被埋的18个人全都扒了出来,但一个个七窍出血,无一生还。

1944年春,侵华日军攻占平汉铁路,安徽阜阳四面受敌,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陕西。9月11日,第二十二中一分校师生及家属约400余人,在校教务主任张荫轩、训育主任孙啸东、教官吴俊峰、女生指导员段开秀等人带领下,行军7天,行程400余里。9月17日中午,一部分学生到达汝南韩庄,准备在这里稍事休息,以便晚上偷过被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这天韩庄逢集,赶集的人很多,吴教官嘱咐学生到指定的店里吃饭、休息,不准出门。当时有二十余个日军自汝南去确山换防路过韩庄附近,听说有一群学生在韩庄,便向韩庄逼近。听到有人高呼:“鬼子来了!”手无寸铁的学生有的顺街向北跑,有的藏于老乡家中。嗜杀成性的日军由南向北追赶逃散的学生,边追边开枪射击。栗福真同学跑在后面,首先中弹倒地;宋玉寅跑到北门外的小桥时中弹;申景琦与张猛跑上桥面时被击落水中;禇光诤跑过小桥后被击中,这些学生都当场身亡。燕世华和朱日庠中弹受伤后,凶残的日军对他们连刺数刀,致使他们二人死亡。陈永伦、田义兴、刘玉栋、祁恒雨中弹受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日军制造的这次韩庄惨案,致使11名同学死亡、10余名同学受伤。

1944年秋,盘踞在汝南城内的一部分日军开往驻马店,途经城西20里的娄庄。日军就带着刺刀进村淫掠,杀死娄保,吓死张包,奸淫十多名妇女,抢走数百只鸡鸭、数千斤米面及其它财物。

1945年元月,日军在城内洪河沿王柏君院内打死郭少芳的雇工;2月,打瞎党茂昌的双眼;3月,在汝南日军司令部轮奸了北新街的一名少女。在县城西门里周毛家轮奸了一名三轮车工人的妻子。轮奸后,丧尽天良的日军又把一根燃烧的蜡烛插在该女子的阴户里,将其活活折磨致死。

从1940年到1945年,在日军三次侵犯和占领汝南中,日军受其侵略本性的驱使,每到一处,如狼似虎,残害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鸡犬不留,房舍为空,粮、财、物殆尽,搬不走的便放火焚烧。日军所到之处,还丧尽天良强奸妇女,只要落入日军之手,不论70岁老妪,还是10岁左右的少女都难幸免。更为残忍的是日本兵在兽性大发后,还使用十分凶残的手段将其杀戮,如剖腹、割去乳房、砍去四肢等,有的孕妇被强奸后,还将其腹中的胎儿取出用刺刀猛刺。同时,为维护其侵略战争需要,残酷迫害无辜百姓,每次占领都要强征大批民工为其修工事,做苦役,这些苦役还时常遭受日军皮鞭、枪托、刺刀、木棒的殴打,很多人被折磨致死,有时日军还丧尽人性拿民工取乐,把民工当“王八”(鳖)玩,当马骑,他们强迫民工趴在地上,嘴衔鞋,翘起头,学“王八”爬行,为使爬行者脑袋摆动,日军就用冷水突然浇头,爬行者肚皮不能触地,稍触地就棍打脚踢,甚至刺刀捅。此间还有一部分人被掠到日本本土从事苦役,至今没有音信,有些虽历尽万苦回到家乡,但已是终身致残,至今未得到赔偿。

日军占领汝南犯下的滔天罪行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仅据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国民党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1、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标题:《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查报告及灾情等资料》,全宗号21(2),案卷号287。)记载,抗战期间汝南(包括平舆县)人口伤亡1610人,全县战后比战前人员减少67812人,因战争荒废土地830937市亩,全县抗战时期减产及损失粮食96718吨,损失房屋2190间,损失农具10456件,损失牲畜8450头,损失衣服243574件,其它损失无以数计。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1944年4月18日,97000多名日军在其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指挥下,向河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河南战役爆发。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的目的是击溃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占领平汉铁路南段及沿线地区,确保武汉日军及华北日军的陆上交通。驻守河南的国民党40万大军不战而溃,创造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大溃退的纪录,致使37天内连失38座城池。

1944年6月,中央电示新四军五师尽快进军河南,控制中原。为使新四军及时进军敌后,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根据中央指示,于6月23日从延安电示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

(一)汝(南)正(阳)确(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4年7月初,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派原汝南中心县委负责人肖章、淮南县委副书记杨玉璞带领新四军淮南支队一个排的兵力渡淮北上,进入信(阳)正(阳)确(山)边境,依靠当地开明爱国人士许尚珍、余旭轩和地下党员张明斋的掩护,侦察敌情,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不久,抗日武装力量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铲除了长期在此地残害百姓的国民党河南八区专署武装特务李子瑞等10余人。

7月14日,新四军五师和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派淮南支队3个连作为先遣队,在支队长赖鹏、政委张国兴和参谋长李卓英的率领下,北渡淮河,建立立足点。先遣队首先进入正阳梁庙一带,歼灭何小德股匪200余人,救出20多名被绑架的妇女。20日晚,先遣队包围了宋店伪乡公所,周围五六百群众配合作战,地下党员刘汉卿、王振武带一个分队作内应,全歼伪乡公所100余人,活捉枪毙了特务乡长李定祥。24日,先遣队包围了确山山宗寺,歼灭日伪军120余人,击毙支队长刘汉文。几次战斗的胜利,震惊了淮北之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多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很快淮南支队在汝、正、确地区扩充一个连的兵力。后因豫南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阻截,挺进淮北的新四军暂时返回淮南。

7月25日,中共中央向北方局、华中局和冀鲁豫分局发布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以新四军五师一部,首先由平汉铁路两侧,经信(阳)罗(山)边区向北发展”。同时,中央在延安也抽调部队,准备南下。中央决心全力开辟河南,调集四路人马,力求控制中原,从而使华北、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五师和豫鄂边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以淮南支队3个连、信应独立二十五团4个连和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三营等部共千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任命五师十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黄霖为兵团司令员,向河南进军。同时,成立了豫南指挥部和中共豫南工委,开展淮河以北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当时的淮北汝(南)正(阳)确(山)边区一带,村村驻兵,遍地土匪,民不聊生。国民党豫南挺进军司令张轸部率主力控制汝南埠、岳城一线,一部占据王岗、寒冻、油坊店、铜钟、陡沟诸据点,加上汉奸、股匪约两万余人,堵在豫南游记兵团挺进路线的正面。为了在淮北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开创淮北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兵团确定了相应的策略原则:一是由于自己兵力有限,不可多树敌人;二是打击对进军河南阻力最大、危害最大、各界都痛恨的反动势力;三是不打则已,一打必胜,真正起到打倒一个,吓倒一群的作用。8月下旬,游击兵团司令员黄霖率部从湖北大悟山出发,到达淮河南岸,作向淮北挺进的准备,经研究,决定歼灭积极反共一贯与新四军为敌的正阳国民党兵团作为第一仗。正阳国民党兵团有8个中队,其中3个中队替日寇看守仓库和监狱,团部和另外5个中队驻在胡冲店。团长金宇栋是个职业军人,实际兵权掌握在四个副团长手里,他们四人分别是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特务。消灭这个团,符合策略原则和人民的愿望。8月29日晚,黄霖亲率游击兵团主力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渡过淮河,于当夜11点多钟突然包围了胡冲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400余人,击毙副团长1人,俘获团长金宇栋及所属官兵2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机枪14挺、战马数匹。豫南游击兵团一个参谋和一个通讯员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为了团结抗日,豫南游击兵团在八里唐庄召开公审大会,金宇栋团长和一名副团长经教育释放,把其余两个卖国投敌、民愤很大的副团长予以枪毙。

胡冲店歼灭战胜利结束的第二天,驻扎在胡冲店周围的国民党豫南挺进军十三纵队程道荣部、十四纵队田镇南部仓惶向东北方向撤退;担任淮河防务并阻止新四军豫南游击兵团北上的国民党豫南挺进军二十纵队阮勋部也被迫后撤。新四军豫南游击兵团在挺进汝正确的征程上,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中的进步人士率队来归,投奔新四军,抗日阵线迅速扩大,豫南游击兵团实力迅猛增长。

抗日武装的扩大和京汉路东新局面的开辟,对实现党中央交给新四军五师开辟河南的战略任务是个良好开端。中共豫南工委和豫南游击兵团决定巩固路东、开辟路西,控制京汉铁路两侧,逐步向北发展,尽快打通与豫北八路军和豫皖苏地区新四军四师的联系,以实现中央开辟河南的战略意图。为此,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和指挥部,由原豫东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难任书记兼政委,胡仁任指挥长,肖章任组织部长,闵兰俊任参谋长,史群任政治部主任,商毅为政治协理员。

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和指挥部成立后,在中共豫南工委和豫南游击兵团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依靠各地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迅速开辟了南起淮河、北到西平五沟营、东至豫皖边之广大地区。

随着新四军抗日武装的壮大,10月,豫南游击兵团将十三旅三十八团三营和十五旅三团二营合编为一团,吴坤任团长;原信应独立二十五团为二团,林平、胡玉堂先后任团长,邵敏任政委;淮南支队加上改编的地方武装为三团,赖鹏任团长,张国兴、胡仁先后任政委,李卓英任参谋长。黄霖率主力挺进平汉铁路以西开辟新区,留下三团和二团政治协理员商毅率领的一营,在淮北坚持战斗,建立根据地。

同时,为巩固扩大汝南、正阳、确山、上蔡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更有力地打击日伪顽固势力,1944年10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汝(南)正(阳)确(山)边区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肖章任书记,杨玉璞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张绍英任政权部长,邵平任组织部长,张国兴任军事部长;余旭轩任行委会主席,张绍英任副主席,李卓英任敌工部长兼治安局长。行委会辖6个区:一区在胡冲店一带,二区在淮河岸边,三区在张杨店一带,四区在刘庄、山宗寺、奶奶山一带,五区在常兴、和孝、官庄一带,六区在马乡一带。汝(南)正(阳)确(山)边区委员会通过统战工作和武装斗争,把汝正确地方武装整编为5个大队,成立汝正确总队,江鹏德任总队长,张国兴任政委,张明斋任参谋长。

豫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后,该区的敌伪顽势力大为惊慌,便调集国民党五十一军、桂系李品仙部、张轸的豫南挺进军以及国民党河南第八、第九专署的武装,向路东地区进攻。这时,新四军五师主力已挺进路西,在汝正确地区只留下挺进三团配合汝正确县总队,担负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任务,同敌伪顽展开了频繁的军事斗争。汝正确武装先后袭击了芦河、明港、正阳、确山等日伪据点,对驻汝南和孝和驻正阳杨店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打击,巧妙的粉碎了顽军对汝正确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武装的包围欲歼的阴谋。几次战斗的胜利,震惊了豫南的顽固派,他们如坐针毡,惊恐万状。12月下旬,国民党正阳县政府命令徐克勤带领县大队进驻王店一带,伺机向汝正确进攻。路东指挥长胡仁带领指挥部两个连和正阳第五大队,配合挺进三团和五师三十九团三营官兵,于大雪纷飞的28日夜,突然包围了王店以北大小周庄的徐克勤部,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徐克勤部终于被新四军全部歼灭,大队长徐克勤也被活捉枪毙。

国民党正阳县大队徐克勤部被歼,使国民党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张轸大为恼火,决心集中豫南国民党挺进军对汝正确抗日武装发动全面进攻。

1945年元月,中共豫南地委、行署和军分区成立后,为粉碎国民党豫南挺进军顽固势力对汝正确地区的进攻,决定增派挺进军二团和分区独立团等部队,到路东参加作战。五师秘书处长、河南工委统战部长齐光带领师直警卫排,亲临前线指挥。在齐光的领导下,成立了汝正确前沿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分区和路东的武装,与顽军展开坚决的斗争。

元月17日,国民党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张轸下达了向汝正确进攻的命令,王滋波便带领国民党豫南挺进军二十纵队和十五纵队的袁家政支队,向汝正确边区的陡沟、老店等地猛扑过来。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和汝正确县委带领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挺进三团和分区部队,与顽敌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打退了顽军的数次冲锋,保住了汝正确县委驻地——兰青店的安全。但由于敌众我寡,陡沟、老店、北魏庄、孙庄等地被顽军占领,军分区独立团团长闵兰俊被迫带领独立团从陡沟撤至胡冲店以西。元月18日,国民党豫南挺进军总指挥部又令十四纵队司令阮勋带领5个大队和十三纵队董九渊支队,从汝南埠、王岗出发,继续向兰青店进攻。兰青店当时是汝正确县委、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又是汝正确的粮站。其左翼是陡沟、老店,已经丢失;其右翼是胡冲店、杨店,是路东中心县委所在地。兰青店之存亡,直接关系到汝正确党政军机关的安危。新四军五师挺进三团与军分区部队广大指战员为确保兰青店的安全,同顽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新四军五师挺进三团与军分区部队虽歼灭了十四纵队的一个大队,但仍处于被顽军包围的状态,并有40余人牺牲。此时,奉中共中央之命南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政委王首道率领下正奉命沿平汉铁路南下,闻讯国民党豫南挺进军正在进攻汝正确抗日根据地,立即挥师东弛支援。八路军三五九旅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数千之师,分兵几路,向陡沟、北魏庄、孙庄等地顽军展开了反攻。元月21日上午,孙庄、北魏庄的顽军被分割包围,首尾不能相顾。八路军三五九旅以风扫残云之势,很快将顽军歼灭。下午,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包围了陡沟镇,国民党豫南挺进军二十纵队一部凭借寨墙负隅顽抗。22日上午,八路军三五九旅增派300余人,用迫击炮猛攻顽军,并从西北角冲进镇内,与顽军展开巷战。顽军豫南挺进军二十纵队王勉夫支队被打得焦头烂额,死伤惨重,纷纷向东溃逃。在八路军三五九旅大反攻的同时,河南挺进兵团司令黄霖率领挺进二团、三团和分区独立团,也投入了战斗。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和汝正确县委带领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向老店一带展开反攻,先后在老店、潘庄、陈庙、二陈庄等地,击溃了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五纵队袁家政支队和国民党正阳县大队等部。此次战斗,沉重打击了顽军的反动气焰,振奋了人心,保卫了汝正确抗日根据地的安全。

在新四军挺进河南部队开辟汝正确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汝南正处在敌、伪、顽、匪交错统治的复杂局面之中。日伪军占踞着汝南县城及其周围不到20里的地区,日军在其控制区成立了汉奸政权——治安维持会,下辖镇乡、保、甲。原国民党土顽、刘寨大地主刘瑛投靠日寇,任汉奸清乡司令,驻在县城。东逃杨埠的国民党汝南县政府控制住十八里庙以东的县境。其它地区分别被几股土顽势力把持。白龙王庙的土顽刘惠心成立联防队,沿汝河东岸设防;国民党土顽大队长李冠青驻罗店、水屯一带;郭性庵驻常兴、和孝一带。他们表面上挂着“抗日”的招牌,维持国民党地方政权,实际上借“联防自卫”名义,积极反共,阻止新四军北上抗日。国民党中统特务祝凌云、叶培森、祁德全则勾结大恶霸地主温警吾、赵冠五等,在官庄、殷店一带成立“铁血团”、“斯治派”等极端反动的特务组织,到处进行反共活动,气焰十分嚣张。

汝正确地区的局势稳定后,1945年2月,中共豫南地委调整了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和汝正确县委的领导。张难、胡仁先后调走,刘绍武任中心县委书记,刘克诚任指挥长,胡友禄任组织部长,张国兴、张子明、张绍英为委员。刘绍武兼任汝正确县委书记,肖章因病改任副书记。同时,新建了汝正确县参议会。县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还成立了一个工作队和一个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捐粮捐款,供应新四军作战。

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和汝正确县委调整后,于2月下旬带领地方武装向汝南进发。刘绍武带领3个连进驻马乡一带,袭击了马乡顽乡公所,活捉枪毙了顽乡长赖全章等人,争取了董汉三、赵子俊等地方武装投靠新四军,并建立了马乡、和孝两个区政府和9个乡政权。5月,路东指挥部指挥长刘克诚率领两个连,突袭正阳寒冻镇,歼灭了国民党汝(南)正(阳)新(蔡)三县“剿匪总指挥部”,活捉总指挥吴玉奇等10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国民党顽固派的寒冻区长史鹤龄狼狈逃窜。胜利归来后,中共汝正确县委在马乡召开了庆祝大会,汝河两岸顽敌势力闻风丧胆,纷纷东移。

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中共汝正确县委和行政委员会十分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针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赋税等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状况。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保障部队供给,抗日民主政府还设立了财政科、税务局、粮站等机构,组织征收工作队和运输队,开展征粮、征税工作。中共汝正确县委还提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号召,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斗争。在行委会主席余旭轩和县参议会副主席许尚珍的带动和影响下,广大群众积极支持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要人出人,要粮给粮,不仅保证了地方供应,更为前方军队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八路军三五九旅离开汝正确南下时,中共路东县委一次送给这支英雄部队生猪300头,白酒30担,面粉6000斤,以及部队所需的其它物资。

中共汝正确县委和行政委员会除组织征粮征税外,还举办教育、兴办公学,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参军或到军政干校学习,为新四军增加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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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汝(南)(上)蔡遂(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民主政权的建立

中共豫南工委和豫南游击兵团在开辟汝正确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实现中央和豫鄂边区党委安排的打通与八路军的联系,除主力越过平汉路西向北发展外,在平汉路东积极组织力量向新黄河以西之上蔡、西华一带发展,开辟汝(南)(上)蔡遂(平)抗日根据地,打通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水东八团、新四军四师的联系,完成党中央提出的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

平汉路东之汝蔡遂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屏障。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国民党河南省第八行政区(汝南)督察专员公署所辖各县县城除新蔡县城外,均遭沦陷。国民党河南省第八区专署和汝南县政府东迁到新蔡和杨埠;正阳、上蔡县政府也迁到汝河以东。平汉路以东之汝南、上蔡、遂平至新黄河一带广大地域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国民党土顽和实力派在此大肆鱼肉百姓、横行霸道,同时积极反共,妄图阻止新四军挺进部队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各地汉奸和土匪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

当时,日伪盘踞在汝南城,控制县城四郊十余里的地带,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地方土顽和实力派,如陈绍周、陈瑞亭、孙魁五、郭性庵等人,在城西北至西南的金铺、燕停、楚铺、罗店、水屯、韩庄、雷寨、常兴、和孝一带表面上打着“抗日”的幌子,借着“联防自卫”的名义,维持国民党地方政权,疯狂反共,妄图阻止新四军、八路军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城南的中统特务祝凌云、祁德泉和叶根等人,勾结大恶霸地主温警吾、赵冠五,在官庄、殷店一带成立“铁血团”、“斯治派”(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意思)等特务组织,进行反共活动,气焰十分嚣张。

1944年10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派张子明率领淮南支队两个连回淮北开展开作,主要任务是建立豫鄂边区最北边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汝蔡遂边区抗日根据地,使豫鄂边区和冀鲁豫边区连接起来,把八路军驻水东(即黄泛区以东)的两个团接过来与新四军五师会合,以加强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武汉外围的力量。此时,中共豫南工委在胜利开辟汝正确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上,正要开辟汝蔡遂边区根据地。于是,便由张子明、张九英带领部分武装北上,组成汝蔡遂总队。同时成立中共汝蔡遂工作委员会和汝蔡遂行政委员会,张子明任工委书记兼行委会主席、总队政治委员,胡友禄任工委组织部长兼行委会副主席,张九英任工委军事部长兼总队长。后来,上级又派涂守成任总队副政委,商毅任政治协理员。汝蔡遂边区包括南起确山刘店、汝南官庄、殷店一线,北至上蔡吴宋家,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汝正、汝上公路以西的广阔区域。

中共汝蔡遂边区工委成立后,便率领总队武装以刘店为依托,以官庄、韩庄、李寨为中心,向北、向东实行战略展开,开始了创建汝蔡遂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四军河南挺进兵团挺进豫南沦陷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在京汉路东创建了汝正确、汝蔡遂抗日民主政权,引起敌伪势力的恐慌和不安,多次对豫南地区进行扫荡。“1945年2月5日,汝南、确山、正阳、驻马店等处敌伪为解除我军威胁,纠集两千余人,分三路进犯我汝南、上蔡、遂平边地区,一股敌伪500余人窜入罗店,携炮三门,机枪六挺。6日,我军集中力量向该敌伪进击,激战后敌不支溃窜,毙伤敌十余名,我军毫无损失。此路敌被我击溃后,其余两路敌军亦相率窜回原防”。(1、194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

1945年2月26日深夜,汝蔡遂总队与挺进二团、汝正确部队相配合,在新四军五师司令部秘书长齐光和路东指挥长胡仁指挥下,突袭汝南三桥祝庄,全歼阻挠抗日、极端反共的祝凌云顽匪武装30多人,缴枪30多支,并将罪大恶极的祝凌云处决。敌伪顽对此大为震惊,闻风丧胆,常兴的王运衡、王德元、白孟武,马乡的任仲杰,官庄的叶培森等纷纷逃跑,国民党联保主任、中统特务祁德泉也被迫收敛其反共行径。同时,汝蔡遂总队配合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一个营,在汝南老君庙打跨了温警吾土顽武装一部,缴获步枪20多支,控制了从驻马店向东南的通道,在韩庄、徐寨、李寨、官庄和马乡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中共汝蔡遂工委在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和打击破坏抗日的顽固势力的同时,对汝南城内伪顽势力经常进行教育、瓦解、警告,要求不要做铁杆汉奸;对国民党地方游杂势力进行规劝,要求不要破坏抗日、残害百姓。此间,中共汝蔡遂工委和总队先后给汝南城内的伪“清乡司令”刘瑛(既刘矛襄)去信警告他:新四军要开辟汝蔡遂抗日根据地,令其收敛“清乡”活动,并要事先向新四军报告日军出城打掳的路线和在公路线上活动的情报,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走狗。还警告水屯据点伪军,令其听从抗日政府和军队的指令,不准坑害乡里桑梓,并要事先向新四军报告日伪沿驻汝公路的行动;否则,新四军将随时消灭该据点。对汝南西北的国民党土顽区乡武装,也发出了“希望共同抗日,保卫家乡”和“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打我一次,我就坚决消灭你”的警告,迫使其不敢公开利用集镇和据点,进行通敌殃民勾当。与以上政治攻势相配合,总队还通过亲友关系,获得城内敌伪活动情报,坚决打击出城活动的小股敌伪武装,迫使他们困守孤城,不敢轻易出城打掳。

1945年春季以后,汝蔡遂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相继取得了姚湾、王刘庄、吴宋家、雷寨等一次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汝蔡遂总队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四个战斗连和一个警卫连。

中共汝蔡遂工委在开展对敌斗争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政权建设。在行委会设置了人事科、民政科、财粮科、司法科,组建了警卫连。先后成立了刘店区、韩庄区、官庄中心乡、老君庙中心乡和罗店乡、黄埠乡、石寨铺乡等路北(汝驻公路以北)区游击政权。在政权建设中,工委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聘请了官庄的罗子荣、罗茂斋和殷店的王希孟等开明绅士任行委会委员。

在汝蔡遂武装积极向北挺进的同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八团(水东八团)在团长王定烈、政委李世才的率领下,于5月12日迅速渡过新黄河,攻占了日军据点南曹,打开了进军豫中南的大门。随后,汝蔡遂总队和八路军水东八团在上蔡吴宋家镇以南的几个村子里胜利会师。在汝蔡遂部分部队的向导下,八路军冀鲁豫水东八团团长王定烈、政委李世才、参谋长常志义、政治部主任杨劲松率领全团指战员,浩浩荡荡开进了汝蔡遂根据地。

乘着两军会师的声威,汝蔡遂总队向汝(南)上(蔡)公路以东进军,在小王桥、留盆店、金乡铺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张贴布告,扩大政治影响。7月,伪顽武装被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基本消灭,汝蔡遂和汝正确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此时,汝蔡遂边区党政军已控制住南起确山刘店,北至上蔡黄埠,东抵沈丘、项城边境,西至遂平石寨铺、驻马店附近顺河店的广阔区域,纵横百里,人口数十万。

三、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1945年春夏之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墨索里尼也被意大利人民处死。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胜利结束。德国法西斯的投降,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在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向日军发动局部反攻的同时,美军也在太平洋战场上加紧对日军的进攻。6月,美军在冲绳岛全歼日军9万余人。7月26日,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这两座城市29万多居民死亡。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兵分四路进攻日本关东军,一举歼灭关东军主力67万余人。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力量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日军发动总攻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进攻,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摧毁日伪组织和反动势力,建立人民政权。8月12日,中央指示新四军五师集结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命令“在豫鄂两省的日军,应至新四军大别山区,接受李先念将军之命令。”

正当解放区军民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向日军展开战略大反攻的时候,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准备内战的蒋介石集团却空前活跃起来。8月11日,蒋介石一连下了三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所有该集团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命令国民党“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按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伪军各部,“切实负责维护治安”,“趁机赎罪”。12日,在美国政府指示下,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缴械,并集结大批飞机和船只,迅速调运国民党军队去抢占战略地区。23日,蒋介石又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名义,命令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凡“非法武装组织”向日军收缴武装和“股匪”向日军进攻的地方,日军“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地方“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也在其反共密令中称:“日军压境,我辈尚有周旋余地;共匪嚣张,乃为心腹大患”;并说:“可将我这剿灭共匪的情况和计划通过地方政府(即汪精卫政府)转告日人,以便协助剿灭共匪。”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美、蒋、日、伪合流,疯狂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进行内战,在全国重建其反动统治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发动解放区军民给予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荒谬命令给以驳斥和拒绝。同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根据中共中央和豫鄂边区党委的命令,汝南周边确山、遂平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第四、六军分区和豫中军分区先后收复城镇12座,共击毙、俘获拒绝投降的日伪军4000余人。

1945年8月中旬,汝蔡遂部队奉命到水屯、石寨铺伪据点受降,并解除了伪军的武装。1945年8月下旬,汝正确部队奉命到正阳接受日伪军投降,马乡区人民政府却遭到国民党汝南保安团和地主武装郭友鹤、叶培森等部的袭击,汝正确武装中队长闫琤在大杨寨村战斗中负伤被俘,英勇就义。国民党反动派还占领了汝正确边区的胡冲店、杨店和北部的奶奶山一带。国民党八区保安团和汝南、确山、遂平、西平、上蔡“五县指挥部”勾结国民党桂系武装,进攻汝蔡遂根据地,侵入李寨、徐寨一线,汝蔡遂部队在路东指挥部率领下,一面奋起自卫还击,一面掩护党政机关向张里山转移。在汝蔡遂行委会转移到张里山乡时,以王德元为首的国民党汝南保安团2000余人,进攻张里山乡,被路东指挥部所属部队击溃,并击毙其大队长冯满堂。以郭友鹤为首的地主顽匪武装500余人,进攻汝正确边区的和孝、代塔地区,被区乡武工队击溃于橡树林。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朱德总司令向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茨下达命令,令其所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在大势所趋下,驻扎在各地的日军纷纷撤出各自据点,到达指定位置,向中国人民投降。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在中国人民面前放下屠刀,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屡败的局面,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

往事堪回首,精神启后人。八年抗战中,汝南屡遭日军铁蹄的蹂躏。侵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汝南人民面前欠下了一笔笔血债,给汝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汝南人民没有被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所吓倒,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抗敌,把抗日烽火燃遍天中大地,描绘了一幅幅英勇抗敌的壮美画卷,在中国人民抗战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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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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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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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汝南的斗争形势和
民主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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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抗日战争胜利后汝南的斗争形势和
党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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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汝南的斗争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美国成为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从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战后国内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中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民主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政治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完全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妄图抢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独霸抗战胜利果实。面对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大举进犯,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蒋介石对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从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仍继续玩弄和谈阴谋,连续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请其“惠临陪都”,共商国家大计。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避免战争或推迟内战爆发时间,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曲折、复杂的斗争,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大规模调动军队,以受降为名,进攻河南各解放区。在《协定》签订的第三天,蒋介石又下达所谓“剿匪”密令,命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国民党为迅速抢占中原,把河南划分为19个“清剿区”。1945年9月初,从陕西调国民党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从山东等地调第五战区刘峙部,从湖北调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共3个战区17个军38个师,约35万人,向河南各解放区进攻。
随着国民党军队进占中原,国民党河南省当局恢复了第八区汝南行政专员公署,并相继恢复了八区专署所辖各县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采取一切手段镇压革命力量。首先,普遍实行“清乡连坐”和“五户联保”(即一户“通共”,五户杀灭)法,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其次,强拉壮丁,强化地方武装,在恢复第八区保安团的基础上,成立所谓“汝正确三县剿匪总司令部”,扬言“要消灭汝正确、汝蔡遂党政军组织,要一网打尽”,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第三,强迫数以万计的民夫在汝南城修建碉堡,修筑军事防地,加固城池,建立反动的城防委员会和“剿共”指挥部,并在各县之间成立联防机构,实行多县联防,专司“剿共”之责,严密监视、侦察和搜集共产党员与进步群众的活动情况,不断出动武装袭击根据地。第四,国民党勾结地方乡、保长及地方恶霸,征粮派款,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第五,对新四军五师部队的家属和中共人员,大肆进行搜捕、扣押,强行办理“自新”手续,并以罚款、枪杀等毒辣手段,进行残酷迫害。
在此期间,汝南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领导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军及地方反动武装的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保存革命力量,经上级批准,中共豫南地委决定撤销中共路东中心县委,将汝正确与汝蔡遂两县合并,两县武装总队转移到平汉路西,经过整编,编入主力部队,留下少数部队掩护地方干部向平汉路西转移,同时抽调一批党员骨干进入桐柏区党委训练班学习。路东两县合并后仍称中共汝正确县委,肖章、张子明调往平汉路西的泌阳等县任职,鲁彦卿任中共汝正确县委书记,并与胡友禄等同志继续在奶奶山南北的汝南的常兴、和孝和正阳的宋店、熊寨等一带坚持斗争。10月初,原汝正确、汝蔡遂边区党政机关、党员骨干、基层干部及部分家属,在路东指挥部部队掩护下,开始陆续向平汉路西转移。11月初,在转移撤退工作基本结束后,原留下坚持战斗的路东指挥部政委刘绍武、参谋长闵兰俊和原挺进三团参谋长李卓英率领的两个连、一个手枪队和区乡武装1000多人,也撤往平汉路西。至此,原汝正确、汝蔡遂边区只有边远地区的个别党支部和少数党员在隐蔽状态下坚持秘密活动。
二、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建立和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
中原是通向华北、西北、东北等各解放区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特别重要。蒋介石要实行独裁,发动内战,必先抢占中原。为了统一指挥中原地区人民军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于1945年10月下旬会师桐柏地区。为了坚守中原,阻止国民党军调兵北上进攻各解放区,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30日决定,将在8月建立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并组建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为中原局常委,郑位三代理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局下辖河南(桐柏)、江汉、鄂东3个区党委。中共河南区委(桐柏区党委)、行署、军区下辖豫中和豫南地委、行署、军分区。汝南隶属豫南地委领导。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豫南解放区;12月初,豫南党政军机关撤退到桐柏境内的王湾。
1946年1月10日,由于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失利,迫不得已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议》,国共双方分别向所属部队宣布了停战命令。然而,《停战协议》签订后,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停止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反而对中原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愈演愈烈。中原解放军被压缩到以宣化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为中心,东西不过200华里,南北只有50华里的狭小地区。
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步步紧逼,加之经济封锁,使中原军区部队没有回旋余地,给养朝不保夕,中原地区200多万军民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威胁。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中原军区部队仍坚决执行停战命令,在原驻地待命,只是被迫作一些自卫还击。
为能和平解决中原问题,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就中原解放区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也达成了多个协议,但国民党方面每次都在协议签订不久,就公然违背协议,一方面修筑碉堡,一方面继续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进攻,占领中原军区部队防地。到1946年春,中原解放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广大地区及所有城市均被国民党军队侵占,中原军区及所属鄂东、河南、江汉三个军区,已被分割成“品”字形。国民党在中原军区周围十几个县强征民夫,移民并村,滥伐树木,构筑碉堡6000余座,挖战壕及工事10万余条。到1946年6月,中原军队和主力部队则集中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到百里的狭小地区。蒋介石认为“围歼”中原解放军,消除心腹之患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总指挥,在驻马店设立了指挥所,并限所属部队“6月22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26日开始围攻,7月1日发起总攻。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悍然派出10万重兵围攻宣化店,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造成“惊人的胜利和奇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原解放区,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根据党中央指示,认真分析了敌情,正确制定了突围作战方案,决定以少数部队向东行动,以迷惑敌人,主力则分两路向西突围。6月20日,中原局向中央报告了突围计划:(1)确定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万一不成,可经伏牛山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或在伏牛山、秦岭、武当山创立根据地打游击。具体部署是: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为北路,向陕南挺进;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二、三旅和第二纵队十五旅为南路,向鄂西北挺进。(2)皮定钧率第一纵队一旅向东行动,掩护主力向西突围。(3)黄霖率河南军区部队,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在平汉线两侧掩护主力突围。(4)张体学率鄂东军区独立二旅在大别山坚持斗争。6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二”。6月25日,中原军区开始收拢部队,向平汉路附近运动,并进行突围作战的动员。汝正确党政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凡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都随军突围;伤员、家属、女同志以及老弱病残者化妆转移,伤员坐火车到华北,干部、家属带着乡保路证,步行到华北;能找到社会关系的,回本地隐蔽或到乡保政权任职。
6月26日夜,中原军区主力6万余人在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率领下,分路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右路军越过平汉铁路,7月下旬进入陕南,创建游击根据地,后组成鄂豫陕军区。其中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于8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左路军于7月1日越过平汉铁路,进入长江以北、大巴山以东、汉水以南的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区,创立游击根据地,后组成鄂西北军区。担任掩护的一纵一旅3个团7000余人,为牵制敌人实施向东突围,在旅长皮定钧、政委徐子荣率领下,从桐柏山出发,经确山竹沟、邢集、李新店到正阳县境,突破了国民党豫南挺进军十四纵队汝南埠守军的阻截,然后经息县、下光山,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余一小部分人员原地分散坚持游击斗争。至此,中原突围历时一个多月而结束。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前有堵军、后有追兵、上有飞机、下有山河阻路的情况下,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忍受了巨大的艰难困苦,终于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但解放军也在突围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不少同志,仅汝正确边区即牺牲了熊克勤、熊克恭、罗振彦、罗振亚、左观正、毛金民等10余名区连级干部。
三、中共汝正确信工委的成立及其活动
中原突围时,中共河南区党委指示张波、宁淮、牛得胜等保留300人在豫鄂边区坚持武装斗争,豫南、豫中各级党政军机构全部撤销。奉命留在豫鄂边区的党政干部和武装,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区党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1946年7月11日,张波、宁淮和牛得胜在信阳四望山主持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豫鄂边工作委员会,张波任书记,宁淮任副书记,胡友禄任组织部长,马善民任宣传部长,牛得胜任军事部长,侯太俊、吴厚民、刘介民等为委员。同时成立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简称豫鄂支队),宁淮任支队长,张波任政治委员,牛得胜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胡友禄任政治部主任,吴厚民任副参谋长兼手枪队队长。中共豫鄂边工委和豫鄂支队成立后,主要在确山、信阳、桐柏一带坚持游击斗争。9月,正当豫鄂游击支队处境十分艰难之际,中原局指示鄂西北根据地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率4个连兵力,从湖北到信阳北尖山与豫鄂支队会合,开展游击战争。10月,李人林率大部分人员转移,留下来的同志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中共信(阳)确(山)桐(柏)县工委和信(阳)确(山)桐(柏)县游击队,胡友禄任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吴厚民任游击队队长。不久,又吸收“中原突围”途中返回确山的王景瑞参加工委工作,同时,联络张九英和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1947年2月,中共确信桐工委在新安店西山召开工委会议,决定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和游击范围。计划把信阳地区尖山一带的小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铁路以东的汝南、正阳、确山所属大片地区,并北过沙河同西华黄泛区的豫皖苏边区淮(阳)太(康)西(华)地委接通关系,以便及时获得上级的指示。3月,工委派交通员王治国去豫皖苏边区,与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接上组织关系。后来,中共确信桐工委书记胡友禄在宋冲被信阳国民党县大队逮捕,书记由王景瑞担任。
为了尽快建立与黄泛区的组织关系,5月,王景瑞来到黄泛区豫皖苏根据地,在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吴芝圃的帮助下,与中共淮太西地委书记薛朴若会面,建立了两地党的组织关系,决定取消确信桐工委,成立中共汝(南)正(阳)确(山)信(阳)工委,隶属淮太西地委领导。
根据淮太西地委指示,6月,中共汝正确信工委在确山县正式成立,王景瑞任书记,胡友禄任组织部长,张九英任武装部长,委员有肖章、王治国、吴厚民、周春鸣、阎伯园,后增加傅欣。工委机关设在老君山南麓前李庄。
中共汝正确信工委按照豫皖苏边区党委“关于立即组织武装,利用青纱帐开展游击活动,迎接刘邓大军南下”的指示精神,以原有的20多支枪为基础,组成游击队,由张九英和胡友禄具体负责,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共分子,反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各种苛捐杂税和拉丁拉夫政策,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游击队在胡友禄、张九英的带领下,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保长李绍曾和叛徒胡友明。6月中旬,汝正确信工委成立手枪队,在胡友禄、张九英的带领下,活捉了国民党确山县县大队长李德钦的哥哥李德广,缴获机枪1挺,手枪2支,长枪10余支和子弹数百发。7月中旬,叶超遵照工委指示,由确山回到汝南,在余店、王岗、马乡、傅寨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他与中共地下党员刘宏彬、李旭生、马金才等人取得联系,组织游击小分队,采取夜聚明散、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8月下旬,中共汝正确信工委书记王景瑞与刘邓大军一纵十九旅在正阳县熊寨取得联系,经部队首长批准,拨给汝正确信工委游击队步枪200支,为汝正确信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9月,张九英、胡友禄等8人组成的手枪队,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声威,在小吕寨处决了中统特务、国民党宋店恶霸乡长梁超仁和反动透顶的蔡庄保长蔡永美,并缴枪10余支,银元1000块。此后,张九英带领游击队,在吴厚民的配合下,在平汉铁路东侧的小镇狮子桥,一举俘虏守桥的民团3个班。9月12日,中共汝正确信工委在确山县刘店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豫皖苏区党委“动员起来,打击土豪劣绅,地方干部要掌握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做好土改和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等有关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汝正确信边区的各项工作。10月,中共豫皖苏第四地委书记兼司令员黄霖率领一个营,同叶超带领的汝正确信游击队到汝南官庄、和孝一带活动,在官庄歼灭国民党汝南县保安团一个大队,缴获步枪100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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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和
汝南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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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邓大军挺进豫南和中原解放区的形成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六4个纵队12万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乘势发起鲁西南战役,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歼敌56000余人,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
7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歼灭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决定陈赓、谢富治率部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部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作战,开辟中原解放区。
刘邓大军在羊山集歼灭国民党第六十六师后,原计划休整半个月,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蒋介石错误地认为刘邓大军作战近月,已疲惫不堪,紧急纠合8个整编师18个旅约14万的兵力分进合击刘邓大军。同时,企图破坏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邓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8月7日夜,正当蒋介石在开封指挥军队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兵分3路,迅速向大别山进军。8月11日至13日,刘邓大军从民权至商丘间跨越陇海路,十分艰难地涉过宽达20余里的积水没膝、遍地淤泥的黄泛区继续向南推进,渡过沙河、洪河,直奔汝河。
在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沙河后,蒋介石才如梦方醒,发现了刘邓大军南下的意图,急电驻漯河的张轸部“着以两师兵力于汝河两岸阻击共军渡河,以主力在汝河北岸围剿而歼灭之”。张轸接电后,当即令吴绍周第八十五师由信阳下车,迅速占领汝南埠,杨才干第五十七师由长台关、明港下车,迅速占领油坊店,阻击刘邓大军渡河。此外,张轸还电令第十八师由驻马店镇下车,连同刘献捷六十四旅及王全声民兵团迅速东进,分头围击抵达汝南、新蔡的刘邓部队。张轸的前进指挥所也由漯河转移到驻马店。此时,刘邓大军东西两路之第一、第三两纵队和中路第二纵队已先敌越过汝河,继续南进,逼进淮河。而在汝河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六纵队的兵力。
8月23日晚,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的先头部队十八旅在旅长肖永银的带领下,抵达汝河北岸。先头部队指战员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后续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刘邓大军南下后,蒋介石严令加紧追击堵截,并自兼参谋总长,飞临前线上空督战。当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部队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已占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去路,而尾追之敌张淦纵队和罗广文兵团的三个整编师相距仅20余公里,国民党十八师也由汝南向平舆方向急进,妄图与在北面尾追之敌南北夹击,阻止刘邓大军前进。这时,汝河北岸的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尚未过河。前有阻军,后有追兵,形势万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决定强渡汝河,他要求纵队首长亲自下到团、营、连指挥作战,并对参加强渡汝河的指战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8月25日凌晨,强渡汝河的战斗正式开始,姚官屯部队的工兵在敌人火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迅速完成了架设浮桥的任务,接着,?第十八旅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为第一梯队,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各连均以四路纵队前进。两个突击团如两只猛虎下山,连续攻占了王庄、东桓庄等七八个村庄。敌人遭此猛烈的打击,扔下很多辎重和死伤士兵,狼狈逃跑。刘邓大军乘胜追击,终于把敌军阵地撕开一条长十余里、宽六七里的通道。
天将破晓,中原局机关、野战军司令部和六纵的部队通过浮桥开始渡河。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亲自指挥一个营掩护刘邓首长渡河。刘邓首长没有骑马,和战士走在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容地渡过汝河。
正当十八旅在汝河以南同敌人激战时,担任掩护大军渡河任务的十六旅在旅长尤太忠带领下,遵照刘邓首长指示,在大小雷岗布防。刘伯承命令十六旅坚持到当天下午,等大军全部渡河后才能撤离,然后到息县的彭店会合。
十六旅的指战员们在兴奋之余,也感到责任重大。他们表示要坚守阵地,即使剩下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扰乱大军南下的行动。从8月25日晨6点到下午1点,他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顽强战斗,击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更加凶猛的进攻,甚至同敌人展开肉博战。到下午1点多,敌人在一切力量用尽之后,再也无计可施。他们望着浩浩荡荡的刘邓南下大军,垂头丧气,慌忙龟缩到汝南埠去了。
8月25日下午4点,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六纵共45000人、200多辆大车安全地渡过了汝河。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任务。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决定组成陈(赓)谢(富治)集团(兵团),并组成以陈赓为书记的集团前委,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及陈粟大军作战,开辟中原解放区。此外,中共中央还指示陈毅、粟裕率其部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共7个纵队分五路向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之豫皖苏广大地区挺进。开辟了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拥有25个县级民主政权的豫皖苏解放区。并于1947年10月20日,新组建了中共豫皖苏第四地委、第四专署、第四军分区,黄霖任书记,李一非、徐麟村任副书记,雷敏之任专员,程耀德任司令员。第四地委辖淮河以北,沙河以南,京汉铁路以东之广大地区。机关先后驻沈丘莲池集和汝南、平舆一带。豫南的新蔡、汝正确、汝南县委归其领导。
二、中共汝南县委的恢复和汝南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1947年8月,随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率领所部进驻中原,并相继在汝南周边地区开辟了大量解放区,使驻扎在汝南县城外的地主恶霸和土顽武装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往汝南县城内,不敢出城活动。豫皖苏党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开辟淮河以北、沙河以东、洪汝河之间的地区,由黄霖率领部分武装挺进洪汝河之间,开辟解放区。此时,随张国华兵团组建的临时中共汝南县委也随军驻防在洪汝河一带,并与黄霖部队在新蔡附近会师。马鸿谟任临时县委书记,刘玉振任组织部长。同时成立了汝南县民主政府,赵文衡任县长,张国兴任副县长。豫皖苏军分区三团赖殷率领一个连来汝南协助开辟新区,马鸿谟从二分区三团带来一个班,张国兴从部队带两个加强班,以此为骨干,组成汝南游击队,李刚任队长。不久,凌林从部队调到汝南县委工作。为了扩大武装,将游击队改建为汝南县大队,凌林任大队长,李刚任副大队长,王清贤任大队政委。
中共汝南县委恢复后,决定把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解放区的开辟上,由赵文衡和豫皖苏军分区三团营教导员赖殷率一个连在平舆附近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开辟新区;张国兴带两个加强班和马鸿谟一起开辟杨埠、庙湾附近的新区。
1947年9月,汝南游击队配合豫皖苏军分区三团歼灭了平舆、庙湾、龙王庙等地的国民党区乡保政权。10月上旬,中共汝南县委获悉国民党万冢乡乡长王进召集附近保长秘密开会,计划筹备枪支,组织反动武装,妄图与我为敌。县委、县民主政府即指定赵文衡带领县大队两个班,化妆成农民,分别赶着6辆大车,以赶集为名,驱车前往万冢。赵文衡等人到达万冢集后,县大队战士迅速将乡公所包围,几个反动保长企图翻墙逃跑,即被当场击毙。通过喊话和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乡丁和保长均缴械投降,国民党万冢乡长王进被活捉。
消灭了万冢反动武装后,县大队战士迅速东进,包围了大恶霸、劣绅闫子正的巢穴闫楼村,把他的数万斤粮食和钱财分给了贫苦农民。此后,豫皖苏军分区三团奉命调走,县委从县大队抽出部分战士,组成4个小分队,由马鸿谟、赵文衡、张国兴等带领,机动灵活地打击了后刘、射桥、万冢、李屯一带敌人,并连续歼灭王梅庄、小刘寨、闫寨、万金店的土顽武装和10多个国民党乡公所,活捉了3个保长,缴获长短枪60余支,子弹2000余发。
在全县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出身不纯、曾当过土匪和干过坏事的人,为了升官发财,而投机钻营加入了县大队和区乡武装。因此,部队的纯洁性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947年10月,中共汝南县委为了纯洁组织,提高战斗力,召开了整顿武装会议。会议贯彻了豫皖苏军分区指示精神,提出了整顿组织和纯洁武装的任务。会后,县委集中力量整顿县大队和区中队。在整顿过程中,刘邓大军一纵队五团和豫皖苏军分区独立团给予了大力协助。县委把县大队、区中队集中在安徽临泉的郑屯附近,收缴了县大队和区中队的武器,对一些出身不纯、隐瞒重大历史问题和当过土匪以及个别罪大恶极的人,进行隔离审查和处理。在审查中,处决了4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土匪头子,清除了一些隐瞒历史事实并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县大队经过整编后,即全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纵部队。中共汝南县委重新组建了县大队,队员由军分区独立团中抽出一个连作为骨干力量,另从各区中队抽调出一些出身好、立场坚定的队员组成。
1947年10月,汝南游击队配合豫皖苏军分区三团歼灭了平舆、庙湾、闫寨、龙王庙、万冢、王岗等地的国民党区、乡、保政权后,基本扫清了汝南县城东部外围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为汝南县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底,中共豫皖苏四地委决定,在杨埠重新组建中共汝南县委、县民主政府和县大队。马鸿谟任县委书记,杜润生、申修任县委副书记,刘玉振任组织部长,翁少峰任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赵文衡任县长,张国兴任副县长;凌林任大队长,王清贤任大队政委。县委、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大队配合军分区三团统一行动,迅速在杨埠、龙王庙、西洋店、王岗、平舆、万冢建立了6个区委和民主政府及区中队。
至11月底,县大队在豫皖苏军分区部队支援下,经过连续10多次战斗,基本上摧毁了汝南东部国民党乡保政权,迫使大部分敌人逃往汝南县城和驻马店等地。汝南县大队和各区中队,创建了汝南东部地区东西长100余华里,南北宽70余华里的解放区和游击区。
在此期间,中原局副书记李先念率部队路过汝南,听取了马鸿谟关于中共汝南县党和武装斗争的工作汇报,李先念十分关心支持地方游击队建设和新区的发展巩固状况,当即拨给游击队两挺机枪、500发子弹及每人一套棉衣。
12月上旬,邢克亮率领豫皖苏独立支队在庙湾乡贺庄驻防,得知附近李寨村的恶霸地主李学典、李学同和反动保长李学广凭借本村墙高壕深,负隅顽抗,并胁迫群众护寨与解放军为敌后,决定拔掉这个反动据点,解放贫苦农民。12月7日,邢克亮率部向李寨村发起攻击,在驻安徽桐城的解放军独立旅王秉文团长带领三营的增援下,一举攻破李寨,全歼其武装,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李学广上吊自杀,李学典被活捉后处决。
1948年2月,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豫皖苏第四地委调整了中共汝南县委领导班子,马鸿谟、赵文衡调往豫皖苏第四地委工作,申修任汝南县委书记,张国兴任县长,杜润生、刘玉振任县委副书记,张学清任县委组织部长,翁少峰任县委宣传部长,窦秀岩、路凤庆任副县长,凌林任县大队长,杜润生兼任县大队政委。
为巩固扩大解放区,1948年初,刘邓大军一纵队从五团中抽出部分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地方工作。军分区从独立团中抽调一个连作为汝南县大队的骨干力量。县大队在刘邓大军一纵五团和豫皖苏军分区骑兵团帮助下,很快组成3个连、500余人枪的县大队。不久,冀鲁豫和太行南下干部400余人来到汝南。地委将这批骨干分别分配到汝正确、汝南、汝正县委工作。分配到汝南县的老区干部有160余人。这批南下的老干部都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的到来为开辟新区增加了生力军。此后,中共汝南县委把县大队3个连分散使用,采取突击奔袭的战术,先后歼灭了王梅庄、小刘寨、万金店等处国民党乡保公所和土匪武装,捕获敌乡长3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至此,汝南县委所在的中心地区便没有公开的敌人了。1948年3月中旬,汝南县委先后恢复和重建了杨埠、庙湾、龙王庙、射桥、双庙、平舆、万冢7个区民主政府。同时,各区委都组建了区中队和武装工作队,使人民政权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中共汝南县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在县大队3个连建制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一个警卫连,各区委也相继组建和扩大了区中队。全县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对打击敌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中共汝正确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的建立及其斗争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47年11月,中共豫皖苏四地委决定将汝正确信工委改建为汝正确县委,并成立县民主政府和县大队。王景瑞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王伯重任县长,胡友禄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九英任军事部长兼县大队长,傅欣任宣传部长,周春鸣任县大队副政委,吴厚民任县大队副大队长,王治国任县公安局局长。县委主要活动在王岗、官庄和寒冻一带。不久,汝正确县大队发展为两个连,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先后击毙汝南三青团头目姚守先、国民党保长胥士杰、王海龙等人。11月中旬,汝正确县大队与陈毅、粟裕部十一旅在和尚店取得联系,陈粟部支援游击队小炮2门、机枪3挺、步枪30多支、手榴弹数百枚。同时,汝正确县政府开始在管辖区内征收公粮,并向广大群众宣传征收办法和征收标准;提出“开仓济民”的口号,把大地主、大恶霸的粮食无条件用来救济没饭吃的农民;组织“穷人头”推行政令,对伪保甲人员,要求他们“奉公守法,将功抵罪”,让他们为县民主政府办事。
11月29日,汝正确县大队由李卓英、傅欣带领,在正阳县宋店南小王庄活捉国民党正阳县参议员胡秋吾。次日,王景瑞、吴厚民、李卓英带领县大队袭击国民党宋店乡公所,活捉并处决乡长孙子新,缴获20多支长短枪。在王岗集活捉并处决了国民党特务惯匪王金海、张东皋、彭麻三。傅欣和李卓英带领县大队骑兵连70多人,在正阳熊寨集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大恶霸陈仁义和田兴光父子。叶超带领一支县大队武装在马乡、殷店一带发动群众,批斗了恶霸地主胡敬颜和国民党汝南县马乡大队长赵冠五的老婆,分了他家的粮食和钱财。
12月,陈赓兵团四纵队十一旅开展平汉路破击战,汝正确县大队在胡友禄、张九英带领下配合作战,一度攻克了新安店车站,破坏铁路39华里,并配合陈赓兵团四纵十一旅将确山县城守敌击溃,解放了确山县城。县大队还配合主力部队继续向西北突破,配合解放军解放了驻马店镇后,又配合刘邓大军一纵队解放汝南城。从而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1948年1月,中共豫皖苏地委调王景瑞、李卓英到临泉和沈丘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改任岳林为中共汝正确县委书记和县大队政委,杨甫为县委副书记。县大队已发展到600多人,辖3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1个手枪连,有机枪10挺、迫击炮3门。并以芦岗、何岗、唐岗为根据地向西发展,先后建立了3个区委,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及顽匪赖干卿、余道溪、罗岐山、王德元、任万富等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拉锯战。
1948年春,中共汝正确县委为打通芦岗通向官庄、刘店的通道,县大队集中3个连的兵力和1个手枪队,以突袭的方式在官庄大陶陂包围了国民党官庄乡乡长兼保安大队长罗岐山,缴获机枪两挺,手枪8支,步枪100余支,全歼其匪徒。1948年的端午节,中共汝正确县委在秫杆铺集召开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罗岐山、徐保元、王中和等公开审判后就地枪决。会后,群众高唱“大陶陂,两头尖,中间出了个罗岐山;罗岐山,大坏蛋,新四军捉着头打烂”。
1948年8月中旬,中共汝正确县委突然被国民党军十一师包围,县委领导带领县大队突围到宋店,与国民党正阳县保安团展开激战,打退敌人后,县委立即转移到明港以西的尖山,与桐柏二分区部队汇合。8月21日,县大队返回汝正确后,在王岗附近歼灭国民党自卫队部分匪兵,俘获敌大队长胡敬彦等16人,缴获长短枪14支、子弹3000余发。李卓英带领县大队两个连配合豫皖苏八分区骑兵团,在汝河两岸先后歼灭国民党汝(南)正(阳)新(蔡)三县保安队200余人,并在汝南埠与国民党正阳县保安队激战,活捉敌大队长王得众。8月24日,国民党十一师五十八旅的两个团纠集国民党汝确两县保安队,疯狂扫荡汝正确地区。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汝正确县委决定县大队转移。胡友禄、李卓英等带队突出重围,到铁路西与王国华率领的桐柏二分区部队会师。县委书记岳林和王治国在突围中掉队,在豆地里隐蔽数日后,化妆成商人到桐柏找到部队。吴厚民、秦明等率队突围,在新蔡与豫皖苏八分区部队会师。为掩护县大队的转移,芦岗区祝队长率领区中队阻击敌人,因弹尽粮绝,祝队长牺牲在夏庄豆地里。芦岗区副区长张九龙带领区中队1个班冒雨掩护县委和县大队突围。他和其他7名队员,在阻击敌人6个多小时后,因子弹用尽而集体投文殊河壮烈牺牲。胡高云、唐满堂、周玉仙、杜富、杜平天、叶少周等10余名村干部也惨遭敌人杀害。中共汝正确县委书记岳林得知张九龙等八勇士壮烈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他说:“九龙等八位勇士的英勇阻击,为县委、县大队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给解放区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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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汝南人民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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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汝南及周边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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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南战役与汝南县城首次解放
汝南城是豫南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国民党河南省八区专员公署统治时期,设在汝南的河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曾把所辖地区地方保安队集中起来成立了汝正确三县剿匪总司令部。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豫南的统治,建立了一套新的反共反人民制度,并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
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河南第八区专署便在汝南设立会报室、军法承审室、政警队。在县自卫队中,设县政府直属中队或县政府特务中队,为县政府直接掌管的武装力量。会报室设会报秘书,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秘密审讯、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其署名、通讯均使用代号、密码。这些机构设立后,汝南县的反动势力变本加厉地对革命势力进行迫害。
此外,国民党河南第八专署还于1947年11月上旬在汝南县城成立“剿匪”游击队,初名反共自卫队,后称“剿匪”游击总队,并将全县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联防区。到次年6月,先后共组织28个游击大队,武装扩大到2万人,队部改称司令部,主要活动在洪河以南地区,专与中共地方武装相对抗,破坏中共地方政权,多次袭击各区乡民主政府驻地,捕杀中共区、乡、村干部,其粮饷费用均向当地群众索取,所到之处,打家劫舍,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47年12月17日,刘邓签发“关于部队分遣行动,对付敌围攻部署”的命令,确定一纵队驻防淮河南北新蔡、息县、汝南、正阳及潢川、光山以西地区。参加平汉线破击战的陈赓兵团,于12月8日至20日,相继攻陷了驻马店镇、漯河、西平、遂平,迫使豫南国民党地方武装退守在汝南城内。国民党军凭借城高沟深,筑有立体防御工事,准备负隅顽抗。刘邓大军一纵决定解放汝南县城,其原因是:(1)汝南城是国民党河南省八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所在地,攻克该城,其影响远大于其他县城;(2)驻守汝南城的部队共约4000余人,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并无正规军,容易攻克;(3)攻克汝南城能牵制京汉铁路遂平以南、淮河以北的国民党军队,使其不敢轻易向大别山进犯;(4)攻下汝南城,可以扩大豫皖苏解放区,并使之与大别山根据地联成一片,互相支援。
为保证全歼汝南之敌,刘邓大军一纵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之后,决定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汝南城,具体部署是:一旅为主攻部队,解决县城东关之敌,负责从东、南两面攻城;二旅为佯攻部队,负责占领西关、北关后配合攻城;二十旅在城西水屯一线阻止国民党援军;骑兵团在县城西北机动配合作战,既可防止敌人从西北方向逃跑,又能随时支援攻城部队。
12月23日傍晚,按照预先部署,攻城部队在汝南城外集结。24日,总攻开始。霎时间,枪炮声四起,弹片横飞,硝烟弥漫。激烈的炮火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攻城战士在烟雾中竖起云梯,一旅十连在南城门攻城成功,后续部队随即从突破口冲入城内。与此同时,城东北方向也有一批突击英雄冲入城内。一纵官兵在城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国民党地方武装纷纷缴械投降。国民党八区督察专员谢肖良、国民党汝南县长高钦铭负隅顽抗,被分别击毙在县城外西北角万人坑大堤上和后龙亭城墙上。国民党汝南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刘惠心(刘仁斋)和曾任国民党汝南县党部书记的大土豪劣绅李澄清被活捉后处决。国民党河南军管区少将副司令员温其亮(温汉卿)看到大势已去,便换上便衣,躲在北城门附近的一个秫杆垛里,也被活捉。汝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2000多人,俘获敌官兵1700多人。
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新华社报道解放汝南的战果:“温汉卿以下1725名官兵被活捉,我军缴获迫击炮9门,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2624支,电台3部,汽车6辆,子弹十几万发。”
汝南县城首次解放后,解放军奉命撤离。此后,国共双方都没有在县城设立政权机构,形成我进敌退、敌进我撤的“拉锯”局面,经过十余次反复后,直至1949年2月4日,汝南县委、县民主政府和县大队正式迁往城内,全县才彻底解放。
二、汝南初次解放后的形势
1947年12月下旬,刘邓大军一纵部队解放汝南县城时,击毙了国民党八区专员和国民党汝南县长。虽然此后汝南县城处于“真空”状态,国共双方都没有在县城设立政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放弃对人民的血腥统治,于1948年2月,在汝南又扶植了一个一贯与人民为敌的阮勋充当河南省八区专员公署专员,李耀远充当国民党汝南县长。阮勋、李耀远上台后,疯狂扩充反动武装,大量拉拢收买土匪,成立所谓“自卫队”,极力扶植反动爪牙,强化其乡保政权。他们为了加强其反革命活动,还举办了训练班,大量培养反动骨干,组织情报网,建立情报站,在各保甲设立情报员,形成一套庞大的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阮勋和李耀远建立的反革命武装,不断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向解放区进行破坏和进攻。
1948年2月,国民党部队七十四军十一师及国民党河南省八区保安团、汝南县保安队和李耀远、唐旺芝等的自卫队(群众叫“袍子队”)分路对汝南县城以东解放区进行所谓“清剿”。他们采取包围、偷袭、骚扰等多种卑劣手段,残酷镇压中共地方工作人员和区乡武装人员及进步人士。在汝东龙王庙、新蔡李庄桥等地,敌人对该区中队进行偷袭,8名队员被俘,副区长史克敬、李文奎等惨遭杀害。
3月初,国民党汝南县长李耀远的武装勾结驻马店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偷袭驻守在县城的汝南县大队,县大队在突围中损失一个排的兵力。
7月下旬,国民党河南省八区保安团和李耀远、唐旺芝的“袍子队”,偷袭汝南城东宋海村时,村干部宋国栋、宋乃普、王秋莲等为掩护群众转移而被捕。宋国栋、宋乃普因和敌人搏斗当场牺牲。王秋莲被捕后,受尽摧残和凌辱,在代庄壮烈牺牲。
8月上旬,国民党十一师一个团在国民党汝南县长李耀远“袍子队”的配合下,偷袭汝南城东双庙区时,中共汝南县委机关此时正在该区驻防,县委书记申修等带领县大队战士和敌人展开激战,边打边撤,突出了重围,而射桥区区长张耀荣、双庙区区长李清朗及商存祥、赵伯小、阎乃良、李绪山等同志和敌人拼得弹尽援绝后被俘,敌人便用极其残忍的五马分尸酷刑,将他们杀害于梁桥附近。
8月中旬,凌林大队长率领汝南县大队和万冢区中队把国民党汝南县保安队300余人包围在高辛庄附近,经过一夜激战,击毙顽匪高继勋等10多人,缴获长短枪280多支,击溃了万冢南孙庄土匪武装,俘敌80余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8月下旬,汝南县大队又袭击了双庙村,摧毁了国民党隐藏在该村的谍报站,处决了5名敌谍报员。
为了尽快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清剿”,刘邓大军一纵一团和豫皖苏军区骑兵团(群众称黑马团、白马团)在县大队配合下,对敌人进行了反清剿斗争。骑兵团利用速度快、宜突袭的作战优势,在汝南城东的李旗屯附近,摧毁敌军指挥部,歼敌200余人,使国民党河南第八区所谓“突击队”千余人龟缩在汝南城内,不敢轻举妄动。
三、中共汝正县委、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随着豫南平汉路东各县解放区的不断开辟、巩固和发展。?1947年8月,为加强沙河、淮河地区的工作,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先后成立了豫皖苏西南工委和西北工委。西南工委下辖息县、汝南、正阳、确(山)东及光(山)潢(川)线以西地区;西北工委下辖项城、商水、上蔡、西华及遂平部分地区。两工委隶属豫皖苏第四地委领导。
1948年3月,豫皖苏区党委决定,以原中共豫皖苏西南工委为基础,建立中共豫皖苏第八地委,以加强对豫南京汉铁路以东地区党的领导,谭冠三任书记。豫皖苏第八地委下辖息县、新蔡、汝正确、汝正、汝南5个县级党组织。1948年3月,中共豫皖苏第八地委决定:撤销正阳县委、县民主政府,建立中共汝(南)正(阳)县委、县民主政府,吴杰任书记,胥志中任县长,张树藩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魏西任宣传部长,下辖汝南、正阳二县以及与新蔡交界地区的6个区。汝正县委的任务是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征收粮款,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武装,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支援解放大军南下,夺取全国胜利。
中共汝正县委成立后,县委领导便带领县区干部在汝河两岸、汝正边境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建立区中队,向敌人展开斗争。寒冻区委书记侯彩苓,以土改工作队为骨干,吸收土改工作中的积极分子组建了50多人的区中队,活跃在寒冻、阮店等地,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活捉了国民党阮店乡乡长等10余人,缴获步枪30多支。高洋店区委书记陈孟汀以16名区干部为基础,组建了一个骑兵班、一个步兵班,机动灵活地袭击国民党区乡武装,活捉国民党区长、保长10余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了100余人的区中队。
1948年4月中旬,刘邓大军第一纵队围攻正阳县城后,六十二团归还部队建制,留下九连在地方发展武装。汝正县委便以九连为基础,建立3个连建制200余人的县大队,罗文奎任县大队长,胥志中任政委。各区委也以土改工作队为基础,吸收贫农积极分子,分别建立了50至100人的区中队,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县区武装组建不久,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匪霸纠集在一起,疯狂向汝正解放区扑来。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汝正县委便带领县大队、区中队向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张树藩带领5名干部,在汝南埠抓住一名国民党警察所长,带到寒冻集召开数千人参加的大会,进行公审后处决。县大队长罗文奎带领100余名战士,包围了新蔡黄寨国民党乡公所和地主武装120多人,经过激战,毙敌80余人,并配合豫皖苏八分区部队一连,在傅寨区小陈庄、小李庄附近歼灭国民党正阳县保安队和西洋店乡地主武装300余人,缴获步枪200多支。寒冻区中队在区委书记侯彩苓带领下,突然包围了杨集,活捉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王告子,进行公审后处决。他们还在汝南埠西歼灭了国民党部队散兵10余人,在寒冻集东的聂寨,捕获了反动保长等数人,在寒冻集进行公审后处决。
1948年8月中旬,国民党部队“围剿”汝正确、汝南、汝正解放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汝正确、汝正县委、县大队分别向明港以西突围,汝南县委向新蔡、安徽临泉方向突围。在突围中,县委、县大队不断与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寒冻区区长魏心田、傅寨区区长刘宏义带领区中队向洪、汝河方向转移时,在新蔡野里集和尾随上来的国民党激战。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魏心田、刘宏义等击溃了国民党军一个连,活捉敌军士兵10余人,缴获步枪20多支。张树藩、罗文奎带领县大队、土改工作队在突围转移中夜宿新蔡县化店,与国民党十一师前卫营遭遇。由于天黑,敌人不了解情况,双方稍事接触,便各自后撤,县大队连夜撤到淮阳一带。半个月后,张树藩带领工作队员40余人,在返回途中夜宿汝南小宋寨,被国民党五十八师前卫营包围。小宋寨距汝河很近,寨内有一条深沟可直通汝河,张树藩等人便在夜深人静之时,从深沟中突出重围,脱离险境。
1948年8月28日,汝正县大队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在罗文奎大队长的率领下,由汝南城东杨埠出发,经一夜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正阳县傅寨,迅即将傅寨、李楼等地的匪徒、恶霸“还乡团”以及盘踞的巢穴——小李庄全部包围。敌人发现被汝正县大队包围后,就疯狂地向村西北突围逃窜。当敌人窜到村西北汝正县大队机枪阵地时,即被全部击毙。8月底,国民党部队因参加淮海战役而撤走,汝正县的县、区武装返回驻地。
9月初,中共豫皖苏第八地委调整了汝正县委领导班子,侯彩苓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张树藩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高志强任县长,罗文奎任县大队长,甘云任县公安局长。为支援淮海战役,县委带领县大队、区中队,不断机动灵活地打击土顽势力,巩固后方,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为争取全国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1949年1月中旬,中共豫皖苏第八地委决定,撤销汝正县委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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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巩固解放区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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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解决广大农民长期关心的土地问题已迫在眉睫。通过土地改革,不仅可以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而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土地改革以前的封建债务”。《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的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大纲》还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大纲》的颁布为在中国彻底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豫皖苏第四地委的部署,汝南、汝正确、汝正县委先后掀起了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1948年1月上旬,豫皖苏第四地委在临泉宋集召开土地改革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全区的土改工作。会议要求各县一手拿枪,一手土改,组织土改工作队,开展土地改革。会后,各县都建立了30至50人参加的土改工作队,由县委主要领导任工作队长,各区区委书记任工作组长。
中共汝南县委书记申修和县委组织部长张学清任汝南土改工作队正副队长,带领土改工作队在杨埠、龙王庙、万冢、射桥等区进行土改试点。中共汝正确县委书记岳林和副书记杨甫任汝正确土改工作队正副队长,带领土改工作队在芦岗、王岗等地进行土改。中共汝正县委书记吴杰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树藩任汝正土改工作队正副队长,带领土改工作队在寒冻、傅寨、余店、徐庙等地进行土改。各县土改工作队在刘邓大军一纵一团、七团、六十二团和豫皖苏军区骑兵团以及豫皖苏四分区黄霖部队配合下,很快在东起汝南杨埠,西至确山刘店,南起正阳寒冻,北至汝南余店、李楼、王岗方园百余华里的14个区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土改开始后,各县区主要领导均带领工作队,深入到乡、村,采取召开群众会、诉苦会、斗争会,组织文艺演出,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组织起来闹翻身,斗倒地主做主人”。在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基础上,普遍组织了贫雇农小组、贫农团和贫雇农委员会,并宣布废除国民党保甲制度,选举贫农团负责人,掌握乡村政权。
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下,余店、芦岗、李楼、傅寨、王岗、杨埠、庙湾、射桥等区土改运动发展迅猛。王岗区通过查剥削史,算剥削账,清算了后营村大地主胡锷家的全部财产,把他家的财产和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很快分清了剥削和被剥削的界限,初步划清了阶级成分。芦岗、傅寨、余店、李楼等区、乡的贫农团带领农会会员,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粮食、牲畜和财产,分给贫雇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汝正确、汝南、汝正等县突击完成了14个区300多个村的土改任务。实行土地改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的群众反映说:“人老几辈没有地,这回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翻身感谢共产党”,还有群众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没有共产党,白馍我们吃不上。”一些群众还编出歌曲,普遍传唱:“土地还老家,合理又合法,千年古树开了花,今天穷人坐天下。”
然而,由于土改工作的时间短、任务重,广大贫雇农对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及党的方针政策领悟不够深透,国共双方在很多地区仍处于拉锯状态,有不少贫雇农有顾虑思想,对分到手的牲畜、土地、房屋和财产不敢要,甚至白天分给他们的物资、牲畜,夜晚又偷偷还给地主。针对这种现象,工作组有些干部不是从工作方法上找原因,而是埋怨群众思想落后。有些地方在斗争地主时,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似乎不打地主、不杀土豪就是“立场不稳”;在没收地主浮财时,有的地方将工商业者的财产,尤其是地主阶级的工商业财产也一同没收。在这种“左”的氛围下,不少地方忽视《大纲》的政策和工作上的策略,对大、中、小地主和一些富农,不分罪恶大小和剥削程度,一律予以打击,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地主、富农,甚至少数中农纷纷外逃,有些地主则拉起武装,投靠地方反动武装与人民对抗,疯狂屠杀中共区乡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1948年2月15日,国民党正阳保安团突袭中共傅寨区委,在汝南新区开展工作的新华社华中分社负责人、时任李楼工作组副组长谢文耀在李楼惨遭杀害。这个时期的土改,虽然发动了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使不少农民得到土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并通过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干部,建立了政权,但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条件不成熟,土改过早、过急,政策上过“左”,一度使本区的各项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对根据地建设十分不利。因此,群众称这次土改为“急性土改”。
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工作非常重视,对土改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多方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从1947年12月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发表讲话,并下达一系列文件,对土改的政策和策略作了更加完善的阐述。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2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反攻后新解放区由于“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够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1、《毛泽东选集》1966年7月横排本第1173页)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要求各地“不要性急,要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根据以上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及时总结了急性土改的经验教训,向党中央提出在新开辟的地区不宜急于搞土地改革运动,不应过早地分地主的钱财和土地,而应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建议。中共中央同意中原局的建议。3月25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坚决克服“左”倾急性病,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接着,中原局在安徽省临泉县的邢堂、油坊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及时纠正了“左”的急性土改运动,克服了树敌过多的现象,减少了革命阻力,安定了各阶层的情绪。
正当土改运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驻守在驻马店的国民党军和河南省八区保安团及地方土顽猛扑过来,进攻解放区。土豪劣绅、惯匪特务、恶霸地主也组成“还乡团”,疯狂屠杀中共区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1948年3月,中共汝正县委张树藩、侯彩苓与刘邓大军一纵六团的部分战士转移到寒冻集附近,突遭国民党武汉行辕驻正阳独立团和国民党正阳自卫大队千余人偷袭。孙启龙带领区乡干部和区中队30余人隐蔽在大赵庄附近,张树藩、侯彩苓带领其他工作队员分别从孟湾、袁埠口突围。在突围中,有12名南下干部因组织群众转移,英勇阻击敌人,壮烈牺牲在汝河中。吴杰带领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和部分战士从苏庄突出重围,数十名干部战士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刘邓大军一纵六团三营在傅寨突围时,虽然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毙敌数十人,但也牺牲70余名战士。汝南埠区长胡守本带领区中队在油坊店一带开展工作时,遭到国民党正阳县保安团袭击,胡区长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4月,傅寨区区长高兴芳在带领区中队和匪徒激战中,壮烈牺牲。汝南埠区干部孙玉华、杨金芳在汝南余店开展工作时,夜里遭到土匪武装暗杀。寒冻区杨庄村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王告子,在寒冻集连续打死贫农团负责人10余名。中共汝正县县委副书记张树藩带领两名通讯员在汝南张寨乡检查工作时,夜晚被张寨乡40多名土匪、乡丁包围。张树藩等人便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宣讲解放军大反攻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同时在张寨乡广大群众的声援下,阻止了敌人的罪恶行动。在此期间,仅汝正县的区乡干部被敌人杀害的达18人,县大队和区中队牺牲队员数十人。
1948年5月,党中央、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后,接连发出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的指示。5月24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战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这一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具备三项条件才能进行土地改革:“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中原局所属江淮河汉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尚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即不应当列入今年的土地改革计划内。明年是否列入视情况才能决定”。6月6日,中原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这一指示实事求是地从12个方面深刻总结了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主要教训,如制定方针、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违背了党的工商业政策等等。为了不重犯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指示明确提出:“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并从控制区、游击区、新区等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12条意见以调整各方面的工作。
综观当时的土地改革,尽管在工作中走过一段弯路,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但它毕竟是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起的一次勇敢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使广大农民群众经受了锻炼,为以后全面土改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二、开展整党运动
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经过严峻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党的队伍状况整体来说是好的,但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激烈进行的条件下,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成份不纯的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例如:有些党员的阶级观点模糊,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甚至包庇和袒护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有的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也有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作威作福,损公肥私,欺压群众。全国土地会议着重分析了这些方面的情况,认为这是前一段土改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强调指出:“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规定了整党的方针和政策。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揭发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表现;同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征求他们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教育挽救;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则坚决清除出党。
为了认真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让党员干部的思想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汝南解放区党组织先后进行了两次整党。
第一次是1948年的初步整党。结合土地改革,通过开展“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三查三整”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少数被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操纵的党支部,则由上级组织派出工作组重新组建党支部,并协助支部开展整党工作。在这次整党中,要求党员认真总结过去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和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二次是1948年秋至1949年春的整党。194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不但粉碎了国民党的战略进攻,而且打破了其战略防御体系,解放军进军江南、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就要使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使党的政策能够更好地得到贯彻落实,坚决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和组织上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1948年12月中旬,中共汝南县委在中共豫皖苏八地委和军分区的帮助下,召开干部会议,党政军干部和地方干部共151人参加了会议。县委以整风的态度认真总结了前段工作,检查了过去在执行政策和策略上存在的“左”的倾向,安排部署了下个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县委明确提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坚决禁止不经批准乱捕人、乱抄家、乱杀人的现象。县委着重强调了党的有关政策:在对待土匪问题上,坚决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规定,对罪大恶极的惯匪、特务、恶霸、乡保长、反动会道门头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经过上级批准,召开公审大会后处决;对一般坏分子则进行政策教育,令其悔过自新,求得人民谅解;对国民党县、区、乡政府人员,分别将其集中起来,学习党的文件,进行政策教育,令其坦白交待,揭发检举,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全县共组织县、区、乡旧政府人员187人进行学习,并根据表现和态度,留用38人,罪行较大、交司法机关判刑的56人,其余遣回原籍管制劳动。
1949年3月8日,中共汝南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指示》,认真分析了产生无组织、无纪律的原因:一是在战争环境中,大部分同志长期处于分散活动的游击状态,缺乏统一的组织观念;二是县委、县政府尽管在县大队、区中队中贯彻了中共中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但在分散的地方工作中,仍然存在执行纪律不严格、对新参加工作人员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教育等问题;三是对前段发生的一些违纪现象,虽然进行了处理,但没有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四是党的组织生活不严密,少数党员党性不强,给违犯党纪人员以可乘之机。县委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重申实行请示报告制度;建立集体领导责任制,克服重大问题不经县委集体研究、乱发号令的错误行为;对全县党员干部进行增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保证党的事业顺利进行。
经过整党运动,基本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整党中,各级党组织及时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或右的错误,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克服了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对全县解放区和民主政权的彻底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和汝南县城的彻底解放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汝南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相继撤走,只有确山、正阳、信阳等地还驻有国民党少数军队。中共汝正确、汝南、汝正县委抓住时机,很快恢复了地方政权和党的组织,使解放区连成一片。此时,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下来的军、政、警、宪、特人员和各区乡的土匪武装、反动分子则公开散布谣言,破坏解放区人民政权基层组织,甚至公开组织土匪抢劫客商、放杆拉票、打黑枪、暗杀无辜、残害革命群众。这时的汝南地区成了匪多、霸多、特务多、反动党团骨干多、反动会道门头子多的“五多”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汝南县有匪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各种坏分子2800余人。他们拉起的土匪有30多股,大股有匪徒数百人,小股有匪徒30至50人。这些股匪都自封“大队长”、“中队长”、“参谋长”,有的还有连、营、团建制。汝南地区的土匪特点是:一是根子硬,多系温、李、陶、闫四家豢养的土匪武装和爪牙、打手;二是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打仗多,有经验;三是杀人、抢劫、打黑枪多,罪恶大,不轻易投降;四是本地土生土长。他们潜入城镇和乡村,继续与人民为敌,经常袭击人民政权,杀害区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不断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制造骇人听闻事件;不断制造谣言,煸动群众,蛊惑人心,给地主分子撑腰打气,使人民群众不敢接近共产党干部,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区的支前工作,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工农业生产。
1948年冬,中共汝南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传达上级党委指示,部署剿匪反霸工作。县委成立了剿匪反霸指挥部,将各区中队集中起来,与县大队一起组成剿匪部队。县长曾治中、县大队长凌林亲自带领剿匪部队,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反霸斗争。11月中旬,县长曾治中、县大队长凌林各带县大队一个连从杨埠出发,向西、北两个方向奔袭百余里,在王梅庄包围了不断偷袭人民政权的惯匪李树青,将其20多名匪徒全部捕获,经审讯将匪首李树青等7名骨干分子处决。县委在集中力量开展剿匪反霸运动的同时,对一些不明显反对人民政府的小股土匪,展开了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经过宣传教育,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唯一的出路是弃暗投明,放下武器,立功赎罪。通过政策宣传,全县先后瓦解了小股土匪300多人,收缴长短枪280多支。此后,县委则集中力量对付李耀远、刘彦绪、温警吾、羊克政等极端反动的惯匪、政客。
1949年1月中旬,中共豫皖苏第八地委决定,撤销中共汝正确县委、县民主政府和中共汝正县委、县民主政府,其管辖的地区仍归原县建制。1月下旬,在豫皖苏八分区司令员卜万科统一指挥下,汝南县大队和正阳县大队从寒冻到汝南埠沿沙河一带实行拉网清剿残匪,通过三天的统一行动,消灭了国民党正阳、汝南保安团3000多人。
1949年2月4日,汝南县城彻底解放,中共汝南县委、县民主政府从杨埠迁入县城,范青民任县委书记,王达夫任副书记,曾治中任县长。中共豫皖苏第八地委也随之迁入汝南县城。不久,豫皖苏第七地委与第八地委合并,改称中共汝南地委,谭冠三任地委书记,李剑波任副书记。
3月6日,中共汝南地委电告河南省委,提出由原中共豫皖苏第七、第八地委与中共桐柏二地委合并,成立中共确山地委。3月15日,中共确山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正式成立,地委书记于一川,副书记吴浩,组织部长肖章,宣传部长王光中,地委委员王国华、卜万科、余辉、肖一舟、王更生;专员肖一舟,副专员王更生;军分区司令员王国华,于一川兼任政委。地委机关开始设在汝南城,4月2日迁到驻马店市。
4月中旬,中共汝南县委根据地委、军分区部署,在汝南县西南集中清剿了羊克政、温警吾股匪,活捉了羊克政,消灭了其匪徒100多人。恰在此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武汉等地。县委乘此大好时机,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向外逃的匪霸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县大队采取奇袭、拉网围剿等方式,迫使匪众纷纷投降。数月之后,在城东庙湾、杨埠、西洋店、双庙、郭楼、龙王庙、城南王岗、余店、官庄、和孝、马乡、城西水屯、老君庙、罗店一带,基本上肃清了股匪。同年夏,县委认真贯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下半年发动群众,开展清剿反霸运动的指示》,决定以县大队为主,在军分区独立团协助下,继续加紧剿匪和反霸工作,力争到同年秋,在全县境内基本肃清残余土匪,将社会安定下来。为此,县委及时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县委书记范青民在会上作了《前段剿匪反霸工作总结》,并且部署了第二阶段的反霸清算工作任务。会后,县委和区委均组织了反霸清算工作队,深入乡村,实行分片包干,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各工作队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国民党乡、保长和反动武装中队长以上人员以及通匪、窝匪的地主分子,通过召开宣判大会,诉苦斗争,扩大影响,教育群众。各区乡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处决了温警吾、羊克政、刘彦绪、李耀远、赵冠五等一些血债累累的坏分子,有力地打击了恶霸地主的反动气焰。
为了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肃清土匪特务和各种反动分子,取得剿匪反霸的全面胜利,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县委及时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贯彻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彻底消灭土匪、打倒恶霸地主的指示》精神,以区、乡政府为单位分别组织小分队捕捉外逃的匪霸和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初期,一些顽固的匪霸和反革命分子不仅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携带枪支、弹药、黄金白银、珠宝文物和贵重物资潜逃在外。当时,全县外逃的惯匪特务、恶霸地主和军、政、警、宪、特人员约500余人。县委、县民主政府及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坚决消灭土匪、打倒恶霸地主的决议案》,全体代表一致要求县委、县民主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匪霸及各种反动分子。会后,县民主政府下达了通缉令,通缉外逃的匪首、恶霸和反动分子南庆尧、王佑嘉、任万富、秦冠杰、温云若、温绪武等人。
在大规模剿匪反霸运动中,县直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也进行了内部清查工作,共查出潜伏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人员86人。各区乡通过群众揭发检举,查出特务和反动人员380人。
到1950年春,汝南境内残匪基本肃清。剿匪斗争的胜利,为今后进一步反霸减租、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社会安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汝南人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人,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基本消灭殆尽,从而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1949年2月10日,中共汝南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到会区、乡及部分村干部近500人,县委书记范青民作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不良倾向》以及动员青年参军的报告。他向参加会议的干部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军,征购粮食,支援前线”。县委号召全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在完成这三大任务中立功,迅速掀起群众性的高度自觉的革命竞赛运动,保证出色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汝南的光荣任务。会后,县委成立了县长曾治中为指挥长的支前指挥部,指挥部下设7个兵站,保证人民解放军路过汝南县境时所需的粮食、柴草、布匹、棉花等各项物资的供应。全县各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指挥部,各乡建立了后勤委员会,村设办公处。区与区、乡与乡之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到2月底,全县动员500多名青年参军,征购粮食98万斤,烧柴、马草200多万斤,超额完成了支前任务。
在南下部队经过汝南途中,县、区、乡干部组织群众打扫房屋,整理卧铺,摆放用具,以供部队官兵宿营。而部队官兵则和气可亲,纪律严明,他们在驻地向群众讲革命胜利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村民打水、扫地、铡草,以实际行动感化群众。县城街道和沿途集镇系扎了彩门,张贴有标语。县政府先后在龙亭广场、人民广场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地、县领导和部队首长分别致词,民间剧团、学校学生演出了欢迎南下部队的话剧、舞蹈和传统节目,部队战士演出了二人转、歌舞和有教育意义的《白毛女》、《血泪仇》等节目。部队战士还在县城主要街道进行游行,乐队演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街道两旁的市民手挥红旗,中小学生载歌载舞。当宿营部队战士离开汝南时,一些市民和店员握着解放军战士的手说:“祝解放军同志多打胜仗!”部队战士则坚定的回答:“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个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郁气氛遍及汝南整个城乡。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23日,南京解放,统治人民长达22年之久的国民党政权垮台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伟大时刻,汝南县委、县民主政府在后龙亭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汝南城乡到处张贴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语,县城各大街口都搭起了胜利彩门。城乡很多居民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从此,汝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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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汝南县党史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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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渭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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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渭滨,原名李路车,1902年生,汝南城关人,8岁入私塾读书,刻苦用功,品学兼优,深受老师赞扬。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正在汝南中学读书的李渭滨,带领进步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参与查禁日货。

192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专修俄语。在校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经常到北京大学听李大钊演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每逢寒暑假返乡,他总要广结学友,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7月,他在学校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为汝南县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7月,他回到汝南,联络在开封省立一中、信阳三师等学校上学的学生邓国本、温其旭、温仁斋、王俊、张肇西等人在自已家中创办“邮传图书合作社”,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阅读《向导周报》、《新青年》、《共产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党组织在汝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5年,他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党组派他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在黄埔军校工作的中共党员分散隐蔽,李渭滨被派回汝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9月,他任中共汝南城关区支部书记,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在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中,他忍受酷刑,利用手纸创办《镣声报》,在难友中传递消息,鼓励斗志。

1929年,他被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按照河南省委指示,以特派员身份,化名张仲彦,到新蔡、息县、潢川等县指导党的工作。他在汝(南)新(蔡)边界以开药铺作掩护,秘密活动,发展党员,不到一年,在新蔡、息县、潢川边区先后建立了11个党支部。

1930年4月,他在新蔡城西小李庄一带指导农民运动,并深入群众,自编教材,对党员和农运骨干进行教育,使这一带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6个党支部。1931年4月,在他的指导下,新蔡党组织在小李庄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县委领导班子。后来,他到息县指导工作,介绍了新蔡的经验,检查、布置了基层工作,贯彻了党的政策,发展了豫东南的革命形势,为以后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1年7月,新蔡、息县洪水成灾,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极度困难。他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组织新蔡县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以党员为骨干,农民协会会员为主力军,发动群众向囤粮的地主豪绅开展匀粮斗争。这一运动迅猛发展,到1932年春,匀出地主豪绅粮食约50万斤,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生活问题。地主豪绅为镇压农民的匀粮斗争,买枪支,养打手,组织反动武装。他针对新的形势,于1932年2月8日在小李庄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会后,组建了14人的新蔡县红军游击队,这支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多时有近百人。这年清明节前一天,他又到息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指示各区党组织领导灾民,向地主豪绅开展匀粮斗争。

1933年,新蔡县进入大灾荒的第三年,党组织以开展游击活动掩护匀粮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他精心布置,巧妙安排,先后打开了谢老庄、大吴寨、李楼、马寨等村镇,镇压了地主豪绅管荫灿、宫腰、管守均等人,分粮8万余斤,缴长短枪百余支。

1933年7月4日,时任中共鄂豫皖省委特派员的李渭滨在新蔡县小李庄组织召开新蔡县委会议,被叛徒张新斋出卖,带领国民党新蔡县保安队两个分队,包围了小李庄。因猝不及防,李渭滨等7位同志被捕。7月5日,凶残的敌人便将李渭滨等7位同志押到陈店杀害。李渭滨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面对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临刑时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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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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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采,字霞峰,1904年生,河南唐河县人。幼时父母相继去世,姑母将他收养。苦难的生活现实,使他养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1919年,他在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河南省留学欧美的预备学校。在该校学习的5年中,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逐步坚定了革命信念。1924年12月,他投笔从戎,进入广州黄埔军校,为第三期步兵队学员,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入党后,更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曾两次参加东征,并在北伐战争中,受党组织委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奉命转移到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二十军,任军官教导团参谋长,并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8月24日,在着名的会昌战斗中,他所在教导团,配合主力取得了胜利,受到了朱德的表扬。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召开干部会议,陈毅、周士第、周邦采、粟裕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此后,他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了部队,辗转来到了武汉。

1928年初,他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来汝南视察工作。因汝南正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缺乏军事干部,经县委挽留和上级党组织批准,他留在汝南,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5月24日,他指挥了夜袭汝南城东高平寺寨工队的战斗。他亲率8名赤卫队员,涉水越过壕沟,攀梯翻过寨墙,乘敌不备,打跨寨工队,砍伤寨工队队长王中和,缴获短枪2支、长枪7支,取得了暴动的胜利。

1928年6月,他又带领赤卫队,夜袭白塔寺国民党店公所,活捉并处决了恶霸地主唐有林、王东法,缴获两支长枪、十几块银元和100多串铜钱,并将国民党店公所征收农民钱粮的账册全部烧毁。

1928年7月28日,在汝南县委领导下,以周邦采为总指挥,举行了震惊豫南的水屯武装起义。水屯镇地处汝驻公路的咽喉要地,靠近平汉铁路,墙高壕深,易守难攻,陕西军阀一个营据险驻守。7月初,周邦采曾与汝南县委领导人一起实地侦察,制定了战斗方案,计划南、北、西三门同时进攻,东门外设伏,诱敌脱离强固工事,开东门出逃时,歼敌于东门之外。7月28日深夜攻击开始,400多名赤卫队员凭着20多支缺乏弹药的长短枪支和大刀、长矛,勇猛冲击。由于东门外队员缺乏经验,歼敌心切,开枪过早,暴露了作战意图,守敌未出东门又缩回驻地,凭险顽抗待援。赤卫队员面对强敌,久攻不下。天已破晓,国民党驻马店驻军增援部队逼近,周邦采急令撤出战斗。转移途中,高度近视的他由于眼镜丢失,而看不清道路,并遭遇追杀而来的敌兵,不幸被当场杀害,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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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子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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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子郁,又名贾学文,1901年生于汝南城东聂庄(今平舆县)。7岁时,他就读于白塔寺一所私塾学校。1919年秋,他毕业于汝南高等学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信阳第三省立师范学校。1921年以后,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他是学潮的积极推动者。1924年秋,他在三师毕业,因学业优秀,留三师附小任教。1925年7月,贾子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积极从事党的活动,并在三师附小建立了党支部。

1926年底,他接受党的指示回到汝南。1927年2月,为便于开展工作,他经人介绍到汝南简易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活动,并任中共汝南城内党小组组长。在此期间,他为迎接北伐革命军进入河南开展农民运动,成功地争取了汝南城东十八里庙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领导人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农民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形成了斗争核心。4月,中共汝南党组织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城东十八里庙成立了全部由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汝南县党部”,贾子郁被委任首席执行委员,并兼任反奉运动委员会主席。在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联合农民自卫组织,团结劳苦大众,向军阀、豪绅展开斗争。

1927年9月,中共汝南县委员会成立,贾子郁任县委委员,负责县城东部一区工作。1928年春,在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中,县委决定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县城东部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枪支,建立工农武装。贾子郁先后参与领导了奇袭高平寺寨工队和智取白塔寺店公所的战斗。接着,他又在汝南城东天水湖、李旗屯组织了两次农民暴动。

1928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汝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党员多人被捕,贾子郁被反动当局通缉。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汝南城东荆河沿秘密召开一次脱险党员会议。他对大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安排了分散隐蔽工作。10月底,贾子郁奉命调到信阳,任中共信阳县委委员,积极协助张贯一(即杨靖宇)工作,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使信阳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1929年张贯一调离信阳后,他负责信阳县委工作。

1929年5月9日,信阳中心县委成立,负责指导豫南各县的工作,贾子郁任中心县委书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曾到汝南城南的马乡,与隐蔽在县公立第二小学的党组织负责人讨论并布置恢复组织,坚持斗争等任务。他常说:“环境恶劣方显出英雄本色,艰苦奋斗是最大的乐趣。”

在党的六大路线指引下,贾子郁等领导了着名的信阳平民工厂工人大罢工,迫使反动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伙食,每年发单、夹、棉3套衣服,缩短工作时间,不准辱骂工人,实行半工半读等条件。

1930年,中共信阳京汉区特委成立,贾子郁任执行委员。5月1日,省委将信阳中心县委划为信阳、潢川两个中心县委,他任信阳中心县委书记。11月,省委决定将信阳、潢川两个中心县委改建为豫南特委,他任特委委员。不久,豫南特委撤销,成立信阳京汉铁路特委,他任执行委员。

1931年冬,贾子郁到正阳担任县委书记。为唤起民众,他在县委秘密联络点办起《红旗报》,并以“正阳县苏维埃政府”名义出布告,号召人民群众参加工作。后来组建了人民武装,成立了游击大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他与游击队大队长带领县委机关、部分区委干部和游击队撤退到淮南。此后,贾子郁奉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参加会议,时值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在鄂豫皖苏区开展肃反运动。路上一位同志告诉他:“这次去见张国焘,结果是不会好的。”他很严肃地回答:“支铡也得去,这是个组织观念问题。”他到鄂豫皖苏区后,即被强加上“右倾保守,推行富农路线”的罪名而遭到扣押。他坚强不屈,在受到种种非人待遇后,被张国焘杀害于新县,时年31岁。1962年贾子郁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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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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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耀,湖北汉川人,1932年考入武汉大学外语系,是秘密团体“武大青年救国团”和武汉三镇的“秘密学联”负责人之一。在武汉大学期间,他搜集材料,撰写文章,刻制腊板,印刷文稿,装订书刊,日夜操劳。

1937年2月,谢文耀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中共湖北省委党组织负责人陶铸到武汉大学建立正式党支部,谢文耀是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1938年,武汉沦陷后,谢文耀由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地区天门、汉川一带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很快发展起来。随后,他又被派到当地几支小的游杂部队去做统战工作,使这几支小部队接受党的领导,编入天汉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走上了抗日前线。

1940年,谢文耀任中共天汉地委宣传部长。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创刊,他被派到该报参加领导工作,后任《七七报》社副社长。

1946年中原突围时,他随部队艰苦转战8个月,于1947年2月底到达太原附近,后在太岳区晋城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中原局工作,他愉快受命,并提出很多积极意见。

谢文耀文笔泼辣锋利,观察问题敏锐深刻,并经常以新华社中原前线记者身份,深入火线前沿采访,及时、准确地撰写出大量真实、生动的新闻报道,以及纵横自如、极有气势的述评文章,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8年1月,谢文耀任新华社华中分社负责人时,到汝南地区参加新区的土改工作。当时的汝(南)正(阳)边区虽然刚刚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土匪出没无常,地主武装猖獗,敌我斗争十分残酷。他以忘我的革命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群众开展工作。

1948年2月14日,国民党军十一旅由汝南埠向西北开往汝南城,谢文耀时任汝正县李楼工作组副组长,于前一天深夜向西转移约30里。2月15日,他得知敌人已经过去,便急于带领3名组员返回原地工作。这3名组员各去一村,他仅带一支20响的驳壳枪,独自一人进了李楼寨。他进寨约有一个小时,便被十几名凶恶的匪徒包围。他当即开枪阻击,但因众寡悬殊,而被匪徒击中腰部,不幸被俘,惨遭杀害。新华总社得此噩耗后,即去电致哀,并慰勉中原诸同志继承谢文耀同志遗志,为创造江淮汉间新闻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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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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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昭,原名冯小文,1908年出生在汝南县城东北庙湾村。8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孤苦无依,无法生活,后经人说合,认汝南城内王家巷一位姓王的教书先生为义父,改名王文昭。义父将他送进学校读书,学业进步很快。他小学毕业时,以优良的成绩,升入汝南省立第六中学。在六中,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特别是进步书籍,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6年,王文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文昭入党后,在中共汝南党组织领导下,在汝南城关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敌人发现,便转移到城西南韩庄村西公学(当时,汝南党组织以“国民党汝南县党部”名义建立的机关设于此)。1927年6月,驻汝南的军阀田维勤部偷袭韩庄,他随其他中共党员脱险转移到驻马店。不久,他与一位从山东赶来投军的青年同路去武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先是在叶挺的教导团,不久合并于武汉中央政治学校黄埔分校。蒋、汪合流相继背叛革命后,教导团在叶剑英领导下,经过数月长途行军到达广州。

1927年12月11日,教导团、警卫团等部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后来,部队退出广州,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徐向前等领导下,于东江一带粉碎了蒋军多次堵截与“围剿”。在日日夜夜的激战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出色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1928年初,该军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于海陆丰。这时,蒋介石调兵遣将,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向工农革命军进攻,经过激战,因兵力悬殊,伤亡惨重,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1928年秋,王文昭奉命担任赤卫队小队长,活动在东江一带,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一次,赤卫队在海陆大安洞附近与敌人相遇,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疯狂冲击。面对强敌,他毫不畏惧,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来,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他奋不顾身,带领队员,扑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在白刃格斗中,他不幸牺牲,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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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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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鹏,字云程,1913年生,汝南县马乡镇赖庄人。他幼时入村西高龙寺小学读书,后在马乡镇县公立第二高等小学求学。他读书用功,酷爱文艺,学业成绩在全班名列前矛。在学校期间他受中共地下党员张老师的影响和教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赖鹏经常不顾疲劳,不避艰险,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培养和发展党员。他先后在本村发展十多名党员,建立了3个党小组。

1929年冬,赖鹏在马乡一带发动和组织了远近闻名的鞭杆会,联合雇农、长工向地主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至1930年春,为雇农、长工取得增加工钱一倍的斗争胜利。1931年秋,大雨成灾,第二年春荒严重,他作为马乡党组织负责人,发动和领导了灾民的抢粮斗争,先后抢分了附近各村大地主的粮食,帮助贫苦百姓度过了灾荒。

1932年冬,蒋介石命令驻在汝南的国民党骑兵第一师开赴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其前锋一个旅路经马乡,适逢大雪,暂驻下来。时任中共马乡区委书记的赖鹏,抓住有利时机,征得上级党组织批准,采取连夜撒传单的方法,故意“暴露”党的活动,敌骑一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本就怕与红军打仗,便立即电示上峰,要求“就地剿共,不再南调”,从而拖住了一个整师的敌人,支援了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乡党组织进入隐蔽状态。赖鹏征得组织同意,到民权师范学校求学,并与该校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共青团组织,并多次发动学潮,驱逐反动校长,挤走国民党盐巡(即盐警),痛打政警队长,冲击县警察局,闹得国民党当局昼夜不安,后来受到特务监视,校方只得将他“开除学籍”。

1934年,赖鹏回到马乡,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到1936年,正是中国革命低潮时期,而他秘密筹集枪支,准备建立游击武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抗日保家”的名义,在学生中开展课余军事训练。1939年秋,他任中共马乡中心区委书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为往抗日根据地输送革命青年而日夜工作。

1940年春,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赖鹏根据中共汝南地委组织干部撤退的安排,带领本区6名青年奔赴淮南,先后任手枪队长,游击大队负责人,战斗在敌伪顽匪的腹心地带。1943年,他任淮南游击支队支队长,经常掩护淮南行政办事处和中共汝南中心县委(对外称“招待所”)开展活动。

1944年秋,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党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决定组建豫南游击兵团,北渡淮河,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豫中南抗日根据地。赖鹏率淮南支队,作为先遣队,挺进淮北,先后在姜寨、山宗寺、梁庙3战3捷,歼敌数百人,击毙日伪、顽匪乡长、支队长各1人,解救被绑架的群众20多人,并发还被抢劫的牲畜、衣服,人民十分感激,不少青年要求参军。8月29日夜,他在兵团司令员指挥下,率部参加了着名的胡冲店战斗,全歼日伪军数百人,震惊了豫南的敌伪顽,打开了淮北的大门。此后,淮南支队被改编为游击兵团第三团,赖鹏任团长。他率部在淮北敌后广阔区域内,袭击日寇,消灭伪顽,杀得敌人闻风丧胆。“赖团长”的名字为人民所传颂,“三团”的部队为人民所欢迎。三团在开辟和巩固汝(南)正(阳)确(山)和汝(上)蔡遂(平)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赖鹏所部又改编为河南挺进兵团第三团,转战在桐柏、随县、信阳、光山、铁木山等地。

1946年中原突围前,他任河南军区主力七团副团长兼参谋长。中原突围时,他奉命负责指挥全团牵制敌人,在陕西洛川战斗中建立了功勋。1947年1月,他调任洛川支队支队长。

1947年7月,他受命到沙河以南豫皖苏军区第四分区工作。7月12日凌晨,沈丘地主杨景文、赵汝贤等勾结匪首张洪亮部二、三百人,突然袭击了沈(丘)鹿(邑)淮(阳)县联络站驻地张保园村,正在该村养伤治病的沈(丘)项(城)临(泉)县长韩景隆惨遭杀害。这时,赖鹏和几名随员正住在村内,加上其他干部和伤病员共约二、三十人,其中带武器、能战斗的只有19人。赖鹏指挥战斗人员顽强阻击,杀伤了一些敌人,掩护部分同志突出重围,后终因兵力过于悬殊,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他不幸负伤被俘。在狱中,他身受酷刑,坚贞不屈。数日后,他与其他同时被俘的7名同志被敌人杀害在沈丘老城西关外。临刑时,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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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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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林,字竹轩,1882年生,河南项城人,幼贫苦,当学徒,学得一手精湛的制毛笔技术。长期的生活现实,使他逐步认识了社会,确立了革命思想。1931年,他在汝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一直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和宣传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反共反人民的严峻政治形势下,他始终忠贞坚定,不避艰险,活跃在革命斗争第一线。他常年以卖笔作掩护,游乡串馆,奔波于汝南、项城、新蔡、上蔡、确山、正阳之间,活动于和孝、马乡、常兴、金铺、代塔和汝南城关等处。他经常巧作比喻,算账对比,以通俗的道理,深刻的事实,启发群众觉悟,宣传党的主张。他曾任中共汝南城南区委委员、和孝中心区委委员、汝南县委委员,是党的一名优秀骨干,为汝南党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他执行党的决定,以基督教徒的公开身份,在汝南城内考棚街南口开设“天孙斋”笔庄,作为汝南中心县委的秘密联络站。1940年冬,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拘押审查。因国民党顽固派未抓到任何证据,加上他据理力争,使顽固分子无法结案,遂于1941年春节前夕,在日寇进犯汝南城、国民党政府仓惶东逃的情况下被释放。此后,他仍坚持做党的秘密联络工作,虽然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他仍无所畏惧。1941年4月,刘茂林再次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摧残下,刘茂林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5月下旬(农历端阳节),他被解往漯河北五里庙国民党十三军军法处,6月6日,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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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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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益,字友三,1893年生,汝南县水屯镇南孔庄村人。他自幼勤学苦读,青年时在本村私塾任教。他早期参加革命活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马尚德(即杨靖宇)等在一起工作。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重白色恐怖下,他仍然坚持负责水屯地区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他所领导的孔庄党支部,是汝南党组织最早建立的基层支部之一。同时,他还参与建立了汝南最早的一批农民协会组织。他是1928年1月着名的水屯抗款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并取得了斗争的全胜。1928年7月,他参与领导了震惊汝(南)确(山)边区的水屯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28年冬以后,他先后被调往中共豫南特委和鄂豫皖苏区工作,出生入死,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33年秋和1934年曾两次被捕入狱,虽身受极其残酷的毒刑,仍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党员身份。他被营救出狱后,返回孔庄村。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仍然利用教书先生的身份,秘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春,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顽固派再次逮捕入狱,被关押在漯河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军法处。当年8月,转解到国民党专门迫害革命志士的集中营——西安“西北劳动营”,后被作为重要政治犯押入劳动营“特别监所”,又转至胡宗南绥署终南监狱。1944年秋,孔繁益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杀害。临刑前,他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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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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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贵,又名王根,1902年生,汝南县城西南韩庄人。因家贫如洗,无依无靠,自幼就在水屯南孟庄姑母家生活。旧社会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实,给他的思想打上了阶级烙印。1927年春,王富贵参加了汝确边区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信念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作战更加勇敢,不久便担任孔庄、孟庄赤卫队队长。1928年农历五月间,党组织决定除掉汉世桥村罪大恶极的地主劣绅吴德朋。他不避艰险,不怕吴家豢养的一批贯匪、黑枪手的威胁,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带领10多名赤卫队员,手持刀矛,夜入狼穴,处决了吴德朋,使方圆数十里的穷苦百姓拍手称快。1928年7月28日夜,在震撼汝确边区的水屯暴动战斗中,他在县委领导同志指挥下,率领赤卫队员,手持毒锥(长矛的一种),冒着军阀骑兵的枪林弹雨,勇猛地杀进水屯寨北门,直冲到十字街口,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水屯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孔庄、孟庄一带施行疯狂地报复,放火把孔庄烧光,把孟庄洗劫一空。这两个村的群众被迫逃往外地,颠沛流离,使得田园荒芜。为解决群众的生计问题,王富贵受党组织的委派,带领部分群众,秘密返回孔庄、孟庄,恢复生产。不久,他被王庄反动地主王汇川及其狗腿子王道兴发现。国民党军阀骑兵营长羊世同、店长孙魁武带队包围了孔庄、孟庄,王富贵在掩护群众撤离时不幸被俘。在敌人严刑摧残下,他骂贼不屈,义正辞严,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数日后,他被敌人杀害在水屯寨东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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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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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景隆,字兴州,1916年出生于汝南县城东西洋店后岗村(今平舆县)。他6岁入私塾念书,14岁入新蔡县立中学。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汝南简易师范学校。汝南城历史悠久,文化教育较为发达,他在汝南简师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汝南简师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中共党员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比较活跃。在此影响下,韩景隆逐渐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1936年毕业后,应聘到西洋店的傅寨学校教书。在该校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下,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37年,韩景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汝南青年救国团兴起,韩景隆和另一位中共党员发起组织汝南青年救国团西洋店分团,在中共汝南县委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他利用傅寨学校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经过串联发动群众,以西洋店为中心,联合周围村庄成立了农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至1940年,他先后担任中共西洋店区委书记、西洋店中心区委书记、汝(南)新(蔡)边区区委书记,使边区一带革命活动蓬勃发展,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先后恢复发展了20个党支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会全制定了一整套反共政策。这年春,汝南形势开始逆转,后来青救团被勒令解散,联庄会被视为“通共”、“赤化”而横加限制和破坏。面对逆转局势,他毫不气馁,根据中共汝南中心县委的指示,采取应变措施,进行组织整顿,避免了重大损失。

1940年春,他家遭匪患,房屋被烧,财产被洗劫一空,本人也被国民党当局严令通缉。根据党组织安排,他毅然带领家人转移到沈丘县(当时归汝南中心县委领导),化名王子彬,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10月底,韩景隆调往界首,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在皂庙小学任教,任务是和中统特务柳守义打交道,掌握敌方情报。1941年的界首,人口激增,畸形发展,表面“繁荣”,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军、东北军三方盘踞,军警混杂,特务猖獗。界首又是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省委联系、新四军四师与五师联系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凭着党组织安排的各种关系的支持和配合,大智大勇地战斗在敌人心脏,灵活周旋,巧妙对敌,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方机密情报,为党组织提供了制定对敌策略的依据。

1942年春,由于叛徒告密,界首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党员被迫撤退,韩景隆化名胡凌云调到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任鄂东专署财务科长。他为革命当家理财,严格执行财经政策,出色地完成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任务。

1947年,豫皖苏军区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决定开辟豫东南新区。自2月起,沙河以北建立沈(丘)鹿(邑)淮(阳)县,沙河以南建立沈(丘)项(城)临(泉)县。5月,韩景隆任沈(丘)项(城)临(泉)首任县长。当时,沈(丘)项(城)临(泉)县处于敌我拉锯状态,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猖獗,环境险恶。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担起开辟新区的重任。在解放项城县水寨的战斗中,他不幸负伤。7月初,韩景隆回到沙河北岸,在沈鹿淮县秘密联络站张保园村养伤。7月12日凌晨,沈丘反动地主杨景文、赵汝贤等勾结匪首张洪亮带领二、三百人,突然袭击了该村,韩景隆在伤病中被匪徒杀害。当匪徒们听本村地主说他是共产党县长时,又将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沈丘县城北门。韩景隆烈士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为党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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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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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安邦同志,是河南省汝南县城人,年二十六岁,历任五台县基干队指导员,浑元公安局长,不幸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二区傍水沟村被敌包围,因当时手无寸铁,无奈被捕。敌寇虽企图以严刑逼其屈降,但安邦同志英勇反抗,自称我是公安局长,以其不屈不挠铁的革命气节,战胜了日寇的严刑。敌寇在其无耻的阴谋失败后,即于阴历八月九日上午,在黄土嘴村西凄惨的沙滩上,以刺刀向着我们誓死不屈的安邦同志乱刺,而安邦同志仍面无惧恐,大骂日寇必败,并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而最后壮烈牺牲了。这种为国家民族慷慨就义的壮举,真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其次,安邦同志还具有一贯忠实、勇敢、坚定的优点。他不仅表现在最后牺牲的五分钟,而且在四年的残酷斗争中,无时不在与敌寇进行顽强的斗争,坚持与保卫了恒山抗日根据地。再者,他本出生富庶的家庭,但其却富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不仅未为家庭所束,决心献身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一贯表现活泼愉快。在任何艰险中,都抱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于是,安邦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国家民族、应县人民重大的损失。但他的名字与其光荣奋斗的历史,却与中华民族斗争史一样永垂不朽。

以上为山西省应县魏安邦烈士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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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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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英,1914年生,河南确山人。他幼年入私塾读书。他少年时代,正值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新思想在全国传播,并深受其影响,厌恶封建礼教,思想萌发了强烈的反抗意识,立志要冲破封建专制的牢笼,铲除暴虐,为劳苦人民排忧解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促成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张九英积极响应,与其妻共谋,将岳父的两支手枪智取而来,被岳父告到官府。他入狱后,其妻与岳父大闹,才被释放。为此,他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他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于1938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九英入党后,先后担任家乡联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店区委武装委员。在他的不断说服开导下,父亲和弟弟也都逐渐提高了思想认识,愿意为抗日救国出力办事,他家也就成了中共确山县委主要领导人经常接头、开会、住宿、吃饭的地方。1938年秋,他父亲受党组织委托,出任国民党刘店联保主任,以合法身份为党组织办事,并把自几的五子送往竹沟教导队学习。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洪流中,他机智大胆,英勇善战。1940年,任中共确山县军事部长;1942年秋,任汝南支队副支队长;1944年,任刘店地区抗日游击队大队长,率部与日、伪、顽进行艰苦的斗争。

1944年秋,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党委遵照党中央命令,组建游击兵团,北渡淮河,挺进中原敌后,发展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在开辟汝(南)正(阳)确(山)边区根据地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汝(南)(上)蔡遂(平)边区工委、行政委员会和游击总队,张九英任工委军事部长兼总队长。他率部转战在南起确山刘店、汝南官庄、殷店,北至上蔡吴宋家,东起汝正、汝上公路,西到平汉铁路的广阔区域内,取得了罗店、王桥、姚湾、吴宋家、雷寨等多次战斗的胜利,为建立和巩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年6月,中共汝正确信工委成立,张九英任武装部长,在孤山冲一带活动。他在胡友禄的配合下,带领几个游击小组,处决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姚守先、作恶多端的保长李绍曾、叛徒胡友明,活捉了国民党确山县县大队长李德钦的哥哥李德广;在石滚河镇,他化装闯入敌穴,处决了极端反动的国民党乡长、制造确山惨案的凶手之一的赵崇武,并缴获轻机枪1挺,手枪2支,长枪20多支,子弹半麻袋,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1947年9月,张九英、胡友禄等8人组成的手枪队,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声威,在小吕寨处决了中统特务、国民党宋店恶霸乡长梁超仁和反动透顶的蔡庄保长蔡永美,并缴枪10余支,银元1000块。此后,他在吴厚民的配合下,带领游击队,在平汉铁路东侧的小镇狮子桥,一举俘虏守桥和拦截解放军的民团3个班。这一战绩,震慑了敌人。人民扬眉吐气地说:共产党前后有眼,左右有腿,里外有人,处处有家,你看反共的哪个有好下场!

1947年11月,中共汝正确县委、县民主政府和县大队成立,张九英任军事部长兼县大队长。12月,他与胡友禄带领县大队,配合陈赓兵团四纵队十一旅开展平汉路破击战,一举攻克了新安店车站,破坏铁路39华里,并将确山县城守敌击溃,解放了确山县城。县大队还配合主力部队继续向西北突破,配合解放军解放了驻马店镇后,又配合刘邓大军一纵队解放汝南城。

1948年4月,路东指挥部派张九英带领刘醒、黄学、王根良3人到铁路沿线侦察敌情,夜宿刘店东边的小张庄。拂晓,他们突然被国民党的保安团100多人包围,众寡悬殊,弹尽援绝,4人不幸被俘。第四天,他们在正阳南门外的牌坊边,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临刑前,张九英以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慨,面对群众,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真理,高呼:“中国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共产党完全胜利的时刻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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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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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龙,1925年生,河南确山人,张九英烈士的胞弟,自幼在家乡私塾读书。1938年,他在胞兄张九英教育下参加了革命。他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讯员、游击队员、区政工员、区委副书记等职。1948年,他任汝(南)正(阳)确(山)县芦岗区(当时县委所在地)副区长。8月24日,国民党十一师五十八旅的两个团、国民党河南第八区专员阮勋的保安团和汝南县县长李耀远的地主武装“袍子队”3000多人,偷袭汝正确解放区,他率领区中队一个班,冒着大雨掩护县委和县大队突出重围。为了转移敌人的追击目标,保证县委、县大队的安全,他们拖住敌人边打边撤,向东南方向转移。敌人凭着人多火力强的优势,气势凶猛地狂喊乱叫着向他们猛扑。他沉着地指挥队员从上午9点坚持到下午4点,把敌人从芦岗一直拖到尹庄寨、熊湾一带。这时,张九龙右腿负伤,他用力撕下上衣前襟,紧紧地扎着伤口,继续战斗。他身边只剩下7名队员,而且大都负了伤,并且经过雨淋和饥饿,精疲力尽,在泥地里挣扎。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在前有洪水暴涨的汝河、文殊河拦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他奋力高呼:“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掩护任务,我们死也不当俘虏。”他们互相搀扶着来到河边,摔坏了枪支,同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集体投入奔腾的洪水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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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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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瑛(即闫闻远),又名闫云清,1906年生,汝南县马乡西闫岗村人。他早期参加了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他就以国民党联保主任的合法身份,掩护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国华(即王老汉)一次就在他家住了一个月零7天。他的革命活动,使当时马乡国民党反动头子赖干清、本村恶霸地主闫小民等人恨之入骨,于1943年1月30日将他逮捕入狱。他在国民党顽固派刑讯面前,从未交出一个字的口供,使敌人未抓到任何证据,到1944年4月,日寇发动河南战役,汝南县城沦陷前夕,国民党汝南县政府仓惶东逃时,被迫将他释放。他出狱后,闫小民等人又恨又怕,曾扬言“不把闫瑛打死,将来共产党过来不得了”。于是,闫小民等人经过阴谋策划,于1944年8月4日中午,由闫小民等伙同黑枪手、狗腿子数十人,突然袭击,将他打伤,并当场打死他的老母亲。他忍痛开枪还击,毙伤匪徒数人。凶狠的敌人将他的宅院包围放火,大火烧了一个下午,他家的18间房屋全被烧毁。他在大火中壮烈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除将他母亲的遗体扔入火中外,还将他的二弟媳及小孩子、三弟媳都扔入火中,活活烧死。他的妻子也被惊吓致死。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制造了一次杀害烈士全家六口,全部财产化为灰烬的骇人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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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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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琤(即闫刚甫),又名闫万清,1909年生,汝南县马乡西闫岗村人,闫瑛烈士的胞弟。1935年春,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党的联络工作并领导开展游击活动。1942年夏,他被国民党马乡镇长赖宪武逮捕。在狱中,他表现得十分坚强,于1944年5月,与大哥闫瑛同时出狱。此后,他与三弟闫瑾参加了马乡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后来,他领导的游击中队与当时刘振东领导的中队相配合,转战在马乡地区,先后在马乡、王岗、余岗、秫杆铺等地击败了赵冠五、胡锷、刘惠心等顽固武装。他参加过着名的寒冻战斗,攻打过日军据守的正阳县西关,在小罗庄打败过国民党顽固派正阳县保安团周子玉部。他作战英勇,枪法惊人,使敌人闻风丧胆。1945年日军投降后,他任汝(南)确(山)总队中队长。当时,他执行党委决定,将自己带的一个中队交给汝正确行政委员会,掩护汝正确边区党政军机关人员和区乡干部向铁路西转移,自己身边只带一个班,抵抗国民党匪军向马乡地区的进攻。这年农历八月下旬的一天夜晚,他在和孝北大杨寨村被地主武装郭友鹤、叶培森等3个中队包围,战斗从拂晓打到下午,他在率部突围时,不幸负伤被俘。敌人立即把他的衣服扒掉,用铁条穿住锁肩骨,并把双脚揽筋割断,又毒刑吊打。第二天,他在官庄西簸箕张庄被郭培杰等匪徒杀害,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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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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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章,字焕亭,1906年生于汝南县城东庙湾小裴庄(今平舆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1921年,入龙王庙高等小学。1924年,入汝南初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阅读了《独秀文存》、《中山全书》等,受到新思想的影响。1926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但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经人介绍,他在后刘北丁字庙小学当教员。

董文章目睹人民的苦难和自己深受当地豪绅欺凌之苦,立下铲除贪官污吏、拯救劳苦大众的志向,决心弃教从戎。1927年春,他几经周折,辗转到武汉,参加了北伐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不久,在北伐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秋,他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董文章回到家乡,秘密建立了中共庙湾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在中共汝南县委和区委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先后有20多位农民积极分子在他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并掌握了五、六支步枪。1928年春,他在庙湾东边洪河湾里主持正式成立了庙湾光大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们一联十、十联百,分头串联,秘密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反动当局及地主豪绅的种种罪行,使革命道理深入人心,会员很快发展到200多人。1928年夏,为了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他们在光大会的基础上,秘密建立了庙湾苏维埃政权,董文章负责全面工作。这时,庙湾一带常闹匪患,为保护群众利益,他们集中光大会全部武装,组织近百名会员,进行防匪,先后在张楼村等处,聚歼几小股土匪。

正当庙湾农民运动逐步走向高潮时,党内出现了叛徒。1928年冬,董文章和光大会主要成员一起被捕,押至汝南城内驻军程希贤部军法处受审。他身受酷刑,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和自己的身份。受审后,他被押解到开封演武厅袁家大楼,后转至寺后街第四巷冯玉祥的军法处。1929年初,被判刑9个月,关进国民党河南第一监狱。

在狱中,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难友会,四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一直坚持到取得胜利。他积极、顽强与敌人斗争的表现,使敌人对他又恨又怕,虽然早已刑满,仍不释放他。

1932年,他被转押到三省绥靖公署反省院。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反省院主任范绍光(即范孝纯)亲自提审他,并进行威逼利诱:只要写出悔过书,马上释放,否则,杀头。他坚定地说:“要杀就杀,想放就放,我无过无悔。”在一次审讯时,敌人准备好笔墨纸砚,强逼他写悔过书,更激起他的愤怒,一边骂,一边抓起砚台向审讯人狠狠砸去。审讯人员只好搬来刘峙、范绍光。刘峙暴跳如雷:“董文章,你想反吗?真不想活啦!”他怒斥道:“你们这帮蒋介石的走狗,不配和我说话。”说着,便去夺身边军警的枪,想打死刘、范二人,但被敌人捆绑起来,押进死牢。1933年秋,他在开封北关从容就义,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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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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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西,字长庚,1905年出生在汝南县张小庙村,少年时,毕业于汝南省立第六中学。1926年,他立志报国,投身国民革命,参加了北伐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战斗中,左腿负重伤。1927年夏,张金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随高桂滋部赴皖西地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颖州(阜阳)暴动,暴动失败后返回家乡。

1928年5月,中共汝南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袭击国民党的地方基层武装——高平寺寨工队,夺取武器。他利用和大地主王其藻的表亲关系,提前进寨监视敌人,做好内应。战斗打响后,他设计将一部分敌人引开,赤卫队人员乘机冲进寨工队部,歼灭敌人,缴短枪两支,步枪7支,并砍伤寨工队长王中和。6月,他又参加了白塔寺夺枪战斗,在中共汝南县委领导和长江局军事特派员周邦采指挥下,攻入白塔寺店公所,活捉并处决了恶霸地主唐有林、王中法,缴步枪两支和部分银元、铜钱,焚毁店公所征粮底册。

1928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汝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金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2年,国民党地方反动头子王其藻将他逮捕,并严刑拷打,百般摧残,他宁死不屈。敌人把他送进国民党汝南监狱关押,后经家中破产营救,才被释放出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汝南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张金西及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受党的委派,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担任万金店联保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建立抗日人民武装。他为掩护和协助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徐达三工作,让徐达三担任本保联队附,并以办保甲长训练班的名义,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当时联保队有20多人枪,经过他的整顿,清除了少数兵痞、恶棍,充实了一批中共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把联保队改造成抗日武装。一次,新蔡县常湖反动头子密谋逮捕了中共党员胡亮(即赵国祥,汝南马乡人,县委派他在汝南城东工作)。他闻讯后,立即率联保队赶到常湖,从狼穴中将胡亮救出。

1941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形势恶化,情况危急。汝南党组织奉上级指示,组织区以上干部向根据地撤退,张金西奉命转移到豫鄂边区新四军五师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了全面内战。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张金西与所在部队失散,化装行乞,回到家乡。

1948年1月29日,正当人们准备过团圆年时,他却将家产变卖掉,带领10余位进步青年,去皖西地区寻找人民解放军。当他们行至安徽境内时,被国民党十一师逮捕,押至汝(南)新(蔡)交界的李庄桥村。敌人对他们严刑拷问,逼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否则,全部枪毙。为了掩护同志,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高声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杀我,他们是逃荒要饭的老百姓,你们不能枉杀无辜。”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仍坚贞不屈。2月1日,敌人将他杀害在李庄桥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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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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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朗,又名李清丰,1919年出生于汝南县城东万金店后茨园村(今平舆县),自幼在本村上小学。1937年,他在汝南省立六中读书时,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思想倾向革命。他毕业返乡后,积极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他以国民党保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从事党组织交给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1947年12月,汝东解放区相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时,他任双庙区区长。在此期间,他按照上级指示,带领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把恶霸地主崔坤等人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崔坤等对此怀恨在心,对新建立的民主政权及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疯狂反扑。1948年2月16日,崔坤等人放火烧了他家的9间房屋,并伺机对他下毒手。1948年7月底,他参加李庄桥战斗后,返回家中,被崔坤的狗腿子发现告密。1948年8月7日夜,崔坤、张保奎带领地主武装包围了他的临时住处后茨园福音堂,因敌我力量悬殊,经短时间战斗,他不幸被俘,敌人便用极其残忍的五马分尸酷刑,将他杀害于梁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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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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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莲,女,1911年出生于汝南县城东楼子村(今平舆县),幼时家境贫苦,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18岁时,她与宋海村宋国栋结婚。1947年10月,中共汝南县委、汝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在汝南县城东解放区成立,并建立了区、乡、村政权。王秋莲夫妇被群众推选为本村村长和妇女主任。她和丈夫当上村干部以后,积极工作,敢于斗争,为穷苦人日夜操劳,深受本村群众的爱戴,王秋莲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7月底,国民党汝南县长李耀远带领地主武装“袍子队”,配合国民党十一师,疯狂进犯汝南城东解放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时,住在城东魏楼村的国民党地方顽匪唐旺芝的“吃干队”,也乘机对农民施行阶级报复。一天拂晓,他们以数百人突然包围了宋海村。王秋莲、宋国栋和农民积极分子宋乃普三人,为掩护群众转移,而不幸被捕。敌人当即将宋国栋、宋乃普杀害在村西头桥边。王秋莲的女儿小赞,幸亏被贫农宋乃金藏在红薯窖里而幸免于难。当时怀着身孕的王秋莲,被敌人捆绑毒打后,敌人又逼问她:“区里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她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敌人狂吼:“不说就杀了你。”她更加坚定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敌人把她拴在马尾巴上,押到李屯乡代庄村,她又遭受敌人的毒刑摧残,昏死过去几次,都被敌人用凉水泼醒过来。

敌人原想女人容易对付,经不起威吓和毒刑,能逼她“招”出实情,却没料到这个女共产党员这样坚强不屈。

后来,敌人只好说;“你只要说一声共产党不好,就放了你。”她提高嗓门回答;“哼,办不到,毛主席是俺穷人的大救星,跟着共产党走,宁死不回头。”

敌人黔驴技穷,毫无人性地扒光她的衣服。她破口大骂:“你们这群孬种,白披一张人皮……。”她在遭受敌人百般摧残后,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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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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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原名霍恒德,1910年生,汝南县三桥乡刘庄村人。他9岁入本村私塾,1923年转入汝南信义高小,后又入信阳信义中学读书。1928年春,他进入湖南益阳信义大学学习。1930年,益阳信义大学与武汉文华大学合并,改名为华中大学,何伟随校迁到武汉。在大学里,他博览群书,阅读了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和马列原着。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

1936年5月3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伟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何伟遂到上海以常务理事的身份主持联合会工作。在宋庆龄领导下,联合会开展了全国性的营救爱国领袖的活动。何伟亲自到北平、天津、太原、济南等地活动,并将活动情况向中共天津党组织汇报。

何伟在完成任务返回上海路经南京时,被特务逮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义正辞严,不屈不挠,严守党的机密。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由周恩来、沈钧儒营救出狱。

何伟出狱后,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9月底,他经博古介绍回武汉工作,和董必武接上关系,参加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并负责工委下设的文委,领导文化和青年工作。1938年2月,他受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派遣,到汝南帮助恢复党组织。193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何伟任常委、宣传部长。不久,他受中共长江局派遣,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主任秘书阳翰笙联系,协助厅长郭沫若工作。

1938年10月,何伟接受周恩来的指示,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安徽立煌(现金寨)县,传达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大别山地区工作的部署。1939年1月,中共鄂皖边区党委成立,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敌后抗日斗争,郑位三任区党委书记,何伟任常委、组织部长,兼管区党委机关和后来成立的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的工作。翌年1月,他任无为地区江北游击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他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争取大刀会和当地知名人士等各种抗日爱国力量,孤立和打击反共顽固派;另一方面,通过兴办各种训练班和抗日团体,培养了上千名优秀青年干部,为后来扩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充实了骨干力量。同时,他还把3000余名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安全转移到新四军中去,受到上级党委高度赞扬。

1940年5月到1943年8月,何伟曾先后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七师政治部主任兼军政委员会副书记、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七师政委等职。他与罗炳辉、曾希圣、傅秋涛等一起,在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淮南、皖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和经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4月,他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何伟奉命赴东北。他与同志们一起长途跋涉6个月之久,于1946年3月到达黑龙江省通河县。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派他到哈尔滨任市委书记。9月,调任战略重地牡丹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他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在牡丹江省委的集体领导下,经过土改、剿匪,把牡丹江省建成了我军的一个巩固的后方。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何政委”的生活原型就是何伟。1948年7月,何伟调任铁路修复工程局副局长兼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他出色地完成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阶段的军事运输任务。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何伟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积极协助谭政、陶铸等主要领导抓好社会治安工作。

1949年底,何伟奉命调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把主要力量用于抓好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10月,何伟调任中央直辖市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并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常委。

1954年10月,何伟被调到外交部,任部长助理兼苏联东欧司司长、部机关党委书记,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地位,努力学习外交知识,与有关同志一道制定周密的外交方案,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赞扬。1958年1月,何伟被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兼任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他始终坚持中越友好的方针和国际主义思想,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时中越、中老友好作出了贡献。

1962年4月,何伟奉调回国,回到故乡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是何伟的一贯工作作风。他经常微服步行,到基层调查和指导工作。1962年9月,他回到故乡汝南三桥刘庄村进行调查,5天后,省委给汝南县委打电话,请何伟回去开会,县委这才知道他回汝南了。一次,他乘火车到灵宝县检查工作,下车时天还未亮,他就步行,天亮赶到了县委机关。县里同志看到省委书记步行前来,十分惊奇,埋怨不事先通知一声。他说:“这不很好嘛!何必动那么大声势。”他在河南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就走遍了全省所有的专区和110个县中的96个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省委从实际出发制定计划,作出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间,他曾三次下兰考,发现并坚决支持、提拔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电影《焦裕禄》中的那位省委书记的生活原型就是何伟。

1964年夏,何伟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他早年从事过教育工作,十分热爱我国的教育事业。在他任职期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65年底,小学发展到1681900所,学生1.162亿人;普通中学、中专、农中和其它职业学校发展到80993所。

1973年3月9日,何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中共中央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人民群众热爱的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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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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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汝南历史》(第一卷)是按照上级党史部门的统一部署和汝南县党史编研规划,在中共汝南县委的领导和中共驻马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由中共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一部汝南地方党史专着。

编写地方党史正本是党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汝南县委对这部史书的编写非常重视,成立了《中共汝南历史》(第一卷)编审委员会,县委副书记任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县委组织部部长任副主任,县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志办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任委员,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编写小组。编写小组坚持党史编写原则,注重党史编写特点,不断创新编写模式,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当事人、查阅档案和请曾在汝南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撰写回忆材料等方式,征集了大量的客观真实的历史资料,经过三年的辛勤工作,编成初稿。初稿完成后,我们又经过多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我们将征求意见稿分别呈送汝南县四大班子领导、老同志和中共驻马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完成修改稿。按照工作程序,我们将修改稿呈送中共驻马店市委党史研究室进行审核。中共驻马店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潘均茹专门听取了本书编写工作情况汇报,并提出具体的审核指导意见。中共驻马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乔长泰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燕天友、李铁军、李志强、刘联峰等人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读,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乔长泰同志在通审全稿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历史资料,又对本书的纲目设置、结构安排进行了具体指导,为本书顺利定稿给予了有力支持。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编审委员会的领导多次听取编写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县长刘艳丽亦多次听取史稿编写进展情况汇报,并批示解决了编写经费和出版经费;县委书记吕方亲自为本书作序。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共汝南历史》(第一卷)共分四编,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汝南地方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的历史过程,恰当地总结了汝南党组织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全面展示了汝南地方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精神风貌。若能使读者从中有所感悟,认识今天的人民政权来之不易,居安思危,进而更加热爱祖国,更加热爱家乡,更加努力工作,甚是欣慰。

由于不能掌握更加详尽的历史资料,加之编写水平有限,书中定有错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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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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